开始迈进中等收入阶段的中国，中产阶层的社会态度无疑对全社会社会态度的影响、对于国家发展举足轻重。所以，研究中产阶层社会态度积极化在当下中国就显得尤为紧迫而意义重大。江苏省委党校严翅君等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为基础写成的《中国当代中产阶层的社会态度（1978—2012）》（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版）一书，对此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得出了新颖独到的理论成果。
　　第一，从历史变迁的趋势中把握中产阶层社会态度的积极化。该书认为我国中产阶层诞生于改革开放，并伴随改革开放的进程而成长，中产阶层社会态度积极化也产生于这一历史变迁之中。书中对改革开放后社会急骤变化中的中产阶层社会态度的变迁过程进行全景式的描述：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经历了从“政治前卫”，到“政治后卫”，再到“超越政治后卫”的变化过程；其消费态度变化过程表现为：从崇尚节俭的主色调，转向“能挣会花”、追求时尚和符号消费，走向地位标签的转换、低碳消费偏好有所抬头；其文化态度展现出一种充满张力的延异流变图景：从文化认同与困惑的胶着，转向“文化媚俗”与“文化尚雅”的纠结，再走向文化态度的扬弃与范式重塑。中产阶层社会态度积极化正是这种变迁的总体趋势。
　　第二，对中产阶层社会态度积极化功能价值的合理定位。该书对中产阶层社会态度积极化的功能价值作了全方位的考察，认为其承载着社会活力的激发功能、社会和谐的稳定功能、社会习俗更新的催化功能、民主政治生活的建设功能。作者认为中国中产阶层主体构成与变动区别于西方工业发达国家，一开始就呈现工商业创业者、小型资产拥有者、知识劳动者为特征的雇佣劳动者等各种内涵相叠加的图景，而随着中国工业化转型晚期的到来，其构成日益走向以知识劳动者为主体。这一社会群体社会态度的积极化，非常有利于社会发展活力的激发。而在社会和谐稳定的维系方面，目前虽然还不足以形成“橄榄型”社会中中产阶层社会态度作为社会稳定“压舱石”的功能，但是，中产阶层以其自组织能力相对发育较强的特点为全社会注入组织理性和管理理性，同时以其声望和能力形成影响社会的“波纹效应”，如此等等。该书提示人们：世界经验表明，中产阶层社会态度的消极化、负面化，可能成为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沉重包袱和难以化解的社会销蚀剂。
　　第三，要加强中产阶层社会态度积极化的培育。该书认为在当下中国，中产阶层社会态度积极化不是“完成时”，仍是“进行时”，如果我们的体制机制不进一步改革，社会环境不进一步优化，仍然存在“倒退”的风险。正是基于这样认识，该书不仅仅以对事实的透辟观察和解读为满足，而时时以对当代中国中产阶层社会态度积极化的培育为己任。
　　该书认为要加强中产阶层社会态度积极化的培育，首先应该壮大中产阶层队伍。要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进一步做大蛋糕，不断提高全民的收入水平，使更多的人进入中产阶层；其次，要“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公平包括“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我们只有努力实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才能营造出公平的社会环境。唯此，才能强化中产阶层社会态度的积极化。最后，需要有良好的思想舆论环境。尤其是在现代传媒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下环境中，中产阶层一开始就是网络舆论场中的重要角色，并在这一舆论场的交流互动中不断地选择、重构自己的态度取向。因此，营造中产阶层社会态度积极化的良性思想舆论环境，是一个值得认真探索的问题。
　　（作者单位：江苏省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