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快速转型中的中国来说，如何防止政府官员利用国家公权力寻租，防止资本向政府公权力渗透，是非常迫切而艰巨的任务。资本和公权力的勾结有深刻的社会背景，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坚决而持久的努力。
　　在政治高于一切的计划经济年代，也有政府官员腐败，而且有的腐败也很严重。但在那个年代，全部生产资料都属国家和集体所有，民间资本基本不存在。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内的腐败是掌权者直接把手中的权力转化为衣食住行等物质享受。显然，这种以权力换取实物形态的消费能力有限，而且也很容易暴露。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急剧向市场转轨，资本与货币在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权力主导微观经济的情况并未改变。各级地方政府从以政治挂帅的政治核心逐渐转化成“经济开发委员会”。权力与资本的合作越来越密切，权力寻租的现象开始大量出现，中国社会新的利益集团都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
　　对于资本和公权力的勾结，中国执政党高层并非没有意识到，舆论也并非没有进行批评。这个问题基本上是一面被解决掉，一面又新产生，似乎很难断根。这有三个基本原因。
　　第一，用行政权力来管理社会和主导经济发展仍然是地方政府的习惯。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社会的大小事务基本上都处于行政权力的管理之下。而在上个世纪50年代建立起计划经济体系后，经济活动基本在行政权力的主导下进行。当社会进入向市场的转型时期，行政权力依然按照其惯性继续活跃在经济领域，这样一来，权力的寻租、权力的资本化就很难避免。
　　第二，相当一段时间，经济高速发展是各级政府的首要目标。经济高速增长离不开资本，资本很容易成为地方政府的追逐目标。许多地方政府都把招商引资当作压倒一切的任务。资本向公权力渗透在所难免。
　　第三，私有经济和资本在改革前一直受到压制，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把民间的经济活力解放出来，政府大力扶持私营经济的发展和资本的成长。然而，资本和权力一样，也会有不受制约扩张的冲动，除非有法律把它限制住。舆论往往单方面指责公权力寻租，而很少批评资本向公权力的渗透和收买，以及其对法律的突破。
　　由此看来，要想彻底解决资本与公权力勾结的社会弊端，最根本的就是要从制度上明晰地阻隔资本与公权力，坚决改革由行政权力主导一切的制度，逐渐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同时，对公权力和资本都要加强法律的监督。既要用法律来规范公权力的运用，也要用法律来规范资本的发展。只有做到把公权力和资本都关进法律的笼子，才能遏制资本与权力的合流。（2014年4月9日《环球时报》寒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