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处于所谓“显学”地位的各类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和社会学都具有特别鲜明的“经世致用”色彩，富民、报国、咨政和不尚空谈等经世致用治学精神，也因此在学界非常盛行。但是，传统的经世致用治学精神是否完全适应当代社会还值得商榷。记得学者刘梦溪与余英时两位先生曾进行过一个题为《“经世致用”的负面影响》的对话，刘梦溪先生就直接指出，经世致用之学过于强调学术的手段性，忽视了学术本身也可以是目的，过于强调经世致用治学精神造成了传统中国的学术一直没有独立性。此言似乎正中传统经世致用治学精神的要害，一时间击掌赞叹者有之，起而驳斥者亦有之。如何恰当地将传统的经世致用治学精神融入当下的学术研究活动之中，就成为重要的学术议题。
　　回溯经世致用之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经世致用治学精神与转型社会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和亲和力。概言之，经世致用之学主要兴盛于四个时期：一是先秦的春秋战国时期，先秦诸子中的儒、法、墨家均是“入世之学”，道家虽谈无为而治，但也并非逸世之学。二是南宋中后期，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叶适、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功利主义为利器，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空谈”大加鞭挞。三是明末清初时期，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李颙等为代表的学者，成功地使经世致用治学精神融入主流学术界。四是近代中国，在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无论是洋务派还是共和派，无论是强调儒家回归还是欢呼西学东渐，甚至是主张全盘西化，所有政治家和学者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治学都以社会诊断学为基础，希望自身的学问能切中时弊时疾，以实现报国为民的目标。以上四个时期或是社会形态的彻底转型时期，或是外族入侵家国危难时期，或两者兼而有之。可见，国家和社会出现巨变之际，也是经世致用之学兴起之时，而此时经世致用的治学精神也就会得到学者们的格外推崇。
　　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成就千年未有，国家变迁所带来的各种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复杂。当代中国面临着三种转型：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的转型，以及农业社会直接向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的转型。可以说，能否再现汉唐盛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关键就看这一两代人的实干。在这样一个日新月异、蒸蒸日上的时期，学术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就是，经世致用治学理念和方法理应大兴于天下，在快速转型的当代中国得到传承和发挥光大。
　　但是正如刘梦溪和余英时两位先生所忧虑的，传统的经世致用治学精神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窃以为，经世致用治学精神要在快速转型的当代中国得到传承和发挥光大，治学者至少要解决好三个基本问题：“本”“真”和“心”。
　　一是“本”，即治学者要依托于“本问题”来展现经世致用的治学精神，解决好治学者与学科的关系问题。对一个学科本问题的思考，是关涉该学科理论和整个知识体系构建的元思考。强调治学的经世致用性可能会让治学者对一些看似与现实没有直接联系的学科根本问题进行有意识的回避甚至是摒弃，从而让经世致用之学更多地关注中层问题，甚至是全心扑在具体问题上。实际上，明末清初之际，在经世致用治学精神的指引下，学者们着重研究与国计民生有关的问题，但“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正是这种对本问题的深度追寻，才使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经世之论至今仍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可以说，如果不对本学科元性质的本问题进行关照，则必然会缺乏深思，一定会被戴上功利之学、庸俗之学、务实之学甚至是肤浅之学的帽子。因此经世致用色彩最重的社会科学，必须对诸如经济人、权力、法治、个人与社会关系等基本问题有深入的认识，唯有如此，经世治用治学精神才能找到其精神的皈依之所。
　　二是“真”，即治学者要抓住“真问题”来实现经世致用目标，解决好治学者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决定经世致用治学精神能否传承和发展的关键在于治学者要有问题意识。在经济社会急遽转型时期，各种问题层出不穷，只有抓住时代的“真问题”，做出来的学问才是“硬通货”，才能在政府和老百姓那里通行无阻，才能做到入方家之眼、入民众之心。一项研究成果是否抓住了“真问题”，应当接受各项检验，如应用性研究成果要以实践效应为检验标准，而宣传性成果则要以理论化和大众化程度作为检验标准。
　　当然，能否抓住“真问题”需要一个学习过程，治学者要有务当世之急和勇于任事的精神，也要有创新思维，还要注重对现实社会的调查认知。这些要素有机结合后，治学者虽然仍然会有“众里寻他千百度”之苦，却能得到“蓦然回首”发现“真问题”的回报。
　　三是“心”，即治学者要形成并坚持自身的治学价值观，解决治学者与内心的关系问题。当代中国的治学者在治学价值观方面一直处于分裂的状态：一方面认为学问应当有实用性，这其中既有传统学者那种“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的心态，也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情怀；另一方面认为学问应当有独立性，受自然科学影响认为治学要不受外界影响探求真理，受西方社会科学影响认为治学要有追随内心意志获得真正的安宁自由。最为吊诡的是，这些明显对立的治学价值观可能是并存于同一个学者的内心之中。
　　应当声明的是，在社会科学的治学过程中，并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价值中立。韦伯首倡价值中立时，并不是要学者们做一个不沾人间烟火的神仙或者成为真理的守护神，他以为在研究准备、研究过程和成果运用这三个方面，仅在研究过程中要做到不带偏见，公正客观地得出结论，而研究资料和方法的选择、研究成果的利用等过程必然是有价值关涉的，所以韦伯所说的价值中立更多的是强调研究的科学性，而不是现在个别学者所强调的学者完全独立，甚至是与主流社会“唱反调”。“经世致用”四字本身就说明，秉承经世致用治学精神的治学者不可能做到完全意义上的价值中立。因为“经世”强调经国济世和家国关照，而“致用”则强调学以致用和学用结合，两者都必然让自身的价值观深涉其中。但治学者可以通过关注研究的科学性来做到韦伯所说的价值中立，即通过注重研究过程的科学性，得出科学结论并加以利用，实现为国利民的目标。
　　从一定意义上讲，当代中国这一代学者是最幸福的，也是最不幸的一代学者。说“幸福”是因为我们面临着急速转型的社会，大量新活的社会事实和国家的快速复兴为学术创新和实现经世致用目标提供了无限可能的空间。说“不幸”是因为治学者紧赶慢赶却永远无法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无法提出能数十年长期适用的应用性对策。但是我想，治学者只要具有问题意识，抓住“本”问题和“真”问题，解决好“心”的问题，经世致用治学精神在当代中国一定会获得充分表达的机遇，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得到传承和振兴。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科社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