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赵作海案曾引起很大关注。当时，他在释放后获得了65万元的补偿金，虽然很多人认为对他的补偿过少，也由此引发了公众对司法补偿问题的思考和讨论，但他本人接受了这个结果，回到了家乡，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最近《法制晚报》对他的报道让他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在获释后到现在这3年多里，他对这65万元补偿金的支配与亲属发生了冲突，以至于陷入了与亲人反目的紧张伦理关系中；也因为他自己投资不慎，陷入了经济的窘境中。
　　赵作海处理这笔赔偿金的第一项安排是给大儿子娶妻，这个规划是他当时处理此款项的唯一想法。包括彩礼、婚礼和盖楼的钱，他为大儿子花了13万元。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后，他的大儿子因为不信任赵作海新娶的妻子，怕余下的钱财都被她控制，就私自取走了14万元离家打工去了，半年后赵作海得知14万元的事病了一场。他非常无奈，但想到已经有了大儿子生的孙子，只得自我安慰：“就当花钱买了个孙子吧。”儿子离开，亲戚也是如此。2010年4月，他的叔叔赵振举看到被赵作海“杀害”的赵振晌回村，就报了警。在这件事上，赵振举认为自己有恩于赵作海，就向他要5万元，但是赵作海只给了他3000元，因为此事，叔侄俩也闹僵了。因为类似的原因，赵作海与妹夫等人也发生了很大的不愉快。
　　赵作海因分配这笔钱得罪了家人，得到的是儿女的疏离和亲戚的反目，这个结果似乎都是钱惹的祸，不禁令人唏嘘，让人感叹世相冷暖。但是分析他亲人的说法就可看出，他们认为自己有理由向他要钱，因为他们认为在赵作海获释并得赔偿这件事上，如果不是大家的帮忙，他多半还在牢狱之中，分享一些功劳费是应该的，这也许是他的妹夫、叔叔和儿女认为他很小气而与他产生冲突的心理原因。其实这样的想法只符合人情，而不符合法理。这笔钱是依法对赵作海本人所作的赔偿，与家人报警等其他法律程序是不同的环节，不应该搅在一起。所以让他及其家人陷入紧张的不仅是这笔钱，更是传统人情社会的网罗。
　　从赵作海的家庭危机中，我们可以看出很多传统社会的流弊成为现代化转型的阻碍。我们还记得2010年这一事件曝光后引发了很大关注，但是他本人获释后并没有表现出多少对重获自由的欣喜，更多时候选择了沉默，对法院的处理完全接受。像当初被误判时一样，在可以重申尊严时，他的表现仍然像被随意处置的嫌犯一样。之所以有这样的表现，是因为传统社会的理念告诉他：重获自由是一个很大的幸福，而因此得以重归家庭是一个更大的幸福，能回家比什么都强。比起个人尊严被全社会的认可，回归家庭生活能给他带来更大的慰藉，这显然是一种可感可知的体验。所以他刚获释就安排给儿子娶妻，是因为他首先想获得来自家庭的安慰。而且通过给儿子娶妻，在亲人和邻里那个局部社会中，他获得了尊严，这也就够了。
　　家人与他的矛盾也显现了传统思维的影响。他的叔叔出于“帮过他忙”的原因向他要钱，这种想法在熟人社会中是合情合理的。他没有考虑到赵作海是司法不公正的受害者，去报案本身是对正义的伸张，对司法不公正的纠偏。没有想到伸张正义应只有社会效应的回报，而不应去考虑利益的回报，更不应把那个受害者作为索要的对象。
　　当然，他的叔叔不应受到指责，因为传统社会中家族本位形成的义务主导、权利等差观念还广泛地存在于民众思维中。在传统中国社会，有一个弊端就是，权利和义务不能对等，权利和义务还往往倒置。这个弊端来自于传统中国的义务本位法律观，张晋藩先生在《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一书中说：“要求社会上的所有成员向国家尽其应尽的义务，而不具备主张权利的合法性前提。在封建统治者看来，专制主义国家就是庶民权利的总的体现……如向国家主张权利，则属于危害国家统治秩序的行为而要受到处罚。”“至南宋，理学家所主张的存天理，灭人欲，更以牺牲个人的合理、合法的利益，来实现社会关系的和谐……随着礼法合一的法律模式的定型，法律从履行义务的角度，而不是从确认权利的角度全面规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长此以往下来，就造成了民众不清楚权益的诉求对象，往往反求诸己，或者把一切指望都加诸家族和亲人。在向着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如果一直由家庭来承担所有义务，而社会总是缺位的话，家庭是不堪重负的，家人间的冲突必然会增加。
　　这一流弊的另一个后果是，民众对权益的诉求不是寄希望于更多福利的开放型社会，而是寄希望于有限的政府或权力部门，目前民众对社会和政府之间也尚未有正确选择的能力。赵作海就在经历这样的选择。在赵作海投资失败受到损失后，他的朋友闵凡玉对他的处境非常同情。在闵凡玉看来，如果当初有关部门能给赵作海安排一个力所能及的工作，每月挣个一两千元，他的境遇或许就不会如此。闵凡玉说的有关部门可能就是政府机构和权力部门。在社会未充分发育的情况下，民众当然顺理成章地寄希望于这些政府部门，但是政府部门要做的是提供宽松的环境让个人和组织充分发展，让社会本身去提供工作岗位。赵作海说，他感到社会变了，不适应这个社会，尤其是感到打工没人要的危机。如果赵作海出狱后，不仅仅是金钱补偿，还有一套系统完备的就业补偿体系为其提供工作，那他有了工作的保障，也就不会守着这65万元陷入现在的困境了。
　　从这个事件中，笔者感到，不梳理清个体、家庭和社会的权责关系，不摆脱权利等差、义务本位法律观的影响，就会长期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而不得的紧张关系中，就会让赵作海这样本来的冤案受害者，受到来自家人和社会的更大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