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如何准确把握制约军民融合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如何激发军民融合发展的内生动力与活力？围绕这些问题，本报专访了国防大学毕京京副校长、国防大学国防经济研究中心副理事长任天佑教授和姜鲁鸣教授。
　　
　　记者：近期，国防大学国防经济研究中心发布了《中国军民融合发展报告2013》，这一报告主要着眼于解决什么问题？
　　毕京京：走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是我们党在新世纪新阶段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对于这一重大战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强调全党要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强军梦的高度进一步做好军民融合发展这篇大文章。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对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也是浓墨重彩，将其作为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三大任务之一作了重点部署，凸显出中央从体制机制上解决制约军民深度融合突出矛盾和问题的坚定决心。
　　我们感到，按照党中央、习主席的要求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军民融合这篇大文章做好、做实、做深入，把三中全会关于军民融合发展的改革部署落到实处，必须更好地发挥理论研究的引领和先导作用。为此，我们国防大学国防经济研究中心在长期跟踪研究我国军民融合发展的基础上，撰写并推出了《中国军民融合发展报告2013》，希望更好地把握军民融合的方向，推动我国军民融合发展取得实质性进展。
　　记者：从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视角来看，深化军民融合的主要方向是什么？
　　任天佑：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我感到下一步有四个方向需要高度关注。一是要拓展融合范围。在继续推进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军队人才培养、军队社会化保障和国防动员四大传统领域军民融合发展基础上，重点加强重大基础设施、海洋、空天、网络信息等新兴领域的军民融合，努力形成全方位、全要素、深层次、多领域军民融合发展格局。二是要提高融合层次。既要注重部门层次的军地协调，又要搞好国家层面的统筹规划，要从顶层上加大“统”的力度，理顺军地各级各类议事协调机构的关系确保形成合力。三是要丰富融合形式。既要强化国家的主导作用，又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只有把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结合起来，才能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四是要加深融合程度。既要重视已有协调机制的作用，又要重视长期法规制度的建设，要加强带有根本性、长期性、规范性的法律法规建设，加快推动军民融合促进法立法工作。
　　记者：任何事物的发展运动都有其内在规律。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应当遵循什么规律？
　　姜鲁鸣：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必须遵循军民融合发展的内在规律。我感到有三大规律需把握：一是必须体现国家主导原则，在国家层面上强化融合机制建设，形成中央、地方、军队、企业、社会协同推进军民融合发展的格局。二是必须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市场真正成为配置融合资源的重要力量，让企业真正成为推动融合发展的微观主体。三是必须把体现国家意志的军民融合政策制度转化为各部门、各地区、各单位的内在利益，以形成持久推动军民融合的内在动力与合力。
　　记者：我国军民融合发展虽然成绩显著，但大家还是感觉到“两张皮”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你们在研究中发现制约我国军民融合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有哪些？
　　毕京京：调研中我们突出感到：一是对军民融合的认识还比较片面，存在“泛化”和“窄化”两种倾向。有的认为军民融合无所不包，只要涉及军与民、军队与地方之间的事都是军民融合。有的片面认为军民融合就是“地方帮军队”“经济建设支持国防建设”，忽视了军民融合对经济建设的拉动作用。二是一些部门和单位存在本位主义思想，缺乏大局观念和开放心态，“融”别人很积极，不愿意被别人“融”，共享别人资源可以，分享自己资源就不行。三是重复建设仍比较严重，军地之间在基础设施建设、信息化建设等诸多方面仍存在统筹不够、资源闲置浪费问题。四是融合效益不显著，虽然政府促进民参军、军转民的政策出台不少，但参与不了、转变不成的现象仍较突出，民企进入面临的“玻璃门”“弹簧门”和“旋转门”依然严重。五是利益集团掣肘还没有消除，有的单位从自身利益出发来权衡军民融合，依然存在“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无利不干”的现象，不消除这些利益集团的掣肘，军民融合式发展之路也就无从谈起。
　　记者：武器装备科研生产领域的军民融合是最关键的融合领域，这中间主要存在什么问题？
　　毕京京：这一领域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影响着军民融合的广度和深度。首先，军工行业自成体系，武器装备科研生产配套相对封闭；其次，装备竞争性采购制度不够健全，采购需求牵引融合发展的机制尚未形成；再次，军民通用资源及重大设施共享程度落后；最后，军民标准分割导致技术和产品难以互通互用。
　　记者：如果从世界军民融合的大背景中审视和考察我国军民融合发展，我们在国际比较中还有哪些差距？可以从世界主要国家的基本做法和成功经验中寻找到哪些有益借鉴？
　　姜鲁鸣：近年来，世界主要国家根据军队转型发展需要，不断强化战略规划引领，加大政策激励力度，重视以改革促进融合发展，以创新提升能力水平，持续推进军民融合。我感到，集中呈现出七大特点。
　　一是以军事革命为牵引，强化军民融合战略设计。近几年为了顺应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发展，主要国家加快了国防建设转型创新步伐，纷纷调整国防战略，助推和牵引军民一体化发展。二是以市场竞争为导向，提高军民融合的质量效益。世界主要国家都注重通过完善市场竞争与合同激励机制，增强军民融合的质量效益。三是以军民两用技术为重点，夯实军民融合的技术基础。鼓励国防研究机构与商业公司合作进行研究开发，鼓励军方向商业领域转移技术，大力引入民用规范降低成本。四是以中小企业为增长点，拓宽军民融合的产业基础。中小企业通常能够带来新技术、新思想，富有活力，是节约成本、提高效率的重要推力，各国积极引导和鼓励掌握创新技术的中小型公司进入国防领域，形成更广泛、更有竞争力、更富有创新活力的国防工业基础。五是以产业重组为抓手，打造军民一体化的工业基础。各国注重并购整合大型军工企业，提升国防工业国际竞争力。六是以资源基础数据为支撑，提高军民融合决策的科学性。美俄等大国建立基于数据的国防工业重点领域，开展军工企业绩效评价，旨在摸清国防工业基础状况，维持国防工业基础稳定。七是以政策法规为保障，营造有利于军民融合的制度环境。有关国家相继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指引和加强融合领域的工业基础投资，尤其鼓励私人投资。
　　记者：在军民融合机制建设方面，怎样避免“推动融合靠感情，解决问题靠关系”的现象？
　　任天佑：在融合机制建设方面，近些年来确实加大了力度，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然面临着一些制约军民深度融合的矛盾问题。《决定》强调，要在国家层面建立推动军民融合发展的统一领导、军地协调、需求对接、资源共享机制。这是首次站在国家层面进行的总体制度设计，抓住了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关键。只有建立完善这些机制，才能有效解决军民之间自成体系、重复建设的问题，才能改变“推动融合靠感情，解决问题靠关系”的现象，确保军民融合融得顺畅、合出高效。
　　一要建立统一领导机制。强有力的权威领导是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关键，只有建立健全统一领导机制，才能解决军民融合过程中各自为政、多头领导和分散管理问题以及管理领导机构的缺位、越位和错位的现象，才能确保军民融合顺利推进。二要建立军地协调机制。军民融合涉及范围广、牵扯部门多、协调难度大，必须建立衔接顺畅、运行高效的军地协调机制。虽然目前在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军队保障社会化、国防动员等领域建立了一些跨军地、跨部门的协调机制，但一些跨领域军地专项协调机制还存在职能交叉、分工不够明确等问题，必须通过改革着力解决。
　　记者：还有其他方面的改革举措吗？
　　任天佑：另外还有两个改革举措也很重要：一个是建立需求对接机制。需求对军民融合发展具有牵引作用。目前需求对接还存在论证不充分、对接主体不明确、对接程序不规范等问题，要逐级建立完善需求提报机制，明确需求对接主体，规范需求提报、论证、审核、落实的程序方法，使需求对接规范化法制化。
　　另一个是建立资源共享机制。目前在资源共享上还存在底数不清、渠道不畅、补偿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要明确不同种类资源共享的范围、原则、审批程序、补偿办法，推动技术、人才、标准、信息、科研设施等军民资源的互动共享，提高资源利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