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党的早期历史上，“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大名鼎鼎。这些人是正宗的“苏联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嫡传”。回国后，张嘴马列，动口苏联经验，处处拿着共产国际指示当圣旨，俨然以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自居。结果呢？白区搞掉几乎百分之百，后来，这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也百分之百地垮台、百分之百地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了。
　　毛泽东说：在延安学了，到富县就不能应用。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当然学生也不能解释。这样一来，就在许多学生造成一种反常的心理，对中国问题无兴趣，对党的指示不重视，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
　　为什么“在延安学了，到富县就不能应用”呢？是什么原因呢？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毛泽东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延安的学校不应该成为概论学校。1941年8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党内教育方针时说：“我们干部的理论水平比内战时是提高了，现在干部中多读了些理论书籍，但对于理论运用到中国革命实际上还不够，对中国及世界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缺乏研究和分析。我们还没有各种问题的专家，对于许多实际问题不能下笔。延安的学校是一种概论学校，缺乏实际政策的教育。过去我们只教理论，没有教会如何运用理论，就像只教斧头本身，而没有教会如何使用斧头去做桌子。延安研究哲学是空洞的研究，不研究中国革命的内容与形式，不研究中国革命的本质与现象。首先应当承认我们党缺乏关于中国革命实际的理论，才能真正实行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我们要培养行动的理论家。改造学习要采用革命的精神，对干部教育、学校教育、国民教育都要有一个大的改造。”毛泽东专门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第二期工作报告上批示：“延安的学校应照此种精神去办。这是理论与实际联系的学校，不是单纯的概论学校。”
　　——最容易的是只教学，最难的是教用。1941年12月1日毛泽东在讨论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草案时说：“过去的教育，主要缺点是只教学没有注意教人家去用。最容易的是只教学，最难的是教用。要教会人分析问题，研究中国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如学木匠，要学三年才能用，如只教规矩、绳墨只要三个钟点就教好了。”他说：“理论还是要学的，而且要把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不要做书面上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去分析新的事件，解决新的问题。……研究问题，加紧学习，甚至多种的小米都是好的，不要夸夸其谈。”
　　——要因材施教、要学学相长，要联系实际教如何当干部。1944年3月22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专门讲了党校教学方法问题，他说：“在教学方法上，教员要根据学生的情况来讲课。教员不根据学生要求学什么东西，全凭自己教，这个方法是不行的。教员也要跟学生学，不能光教学生。现在我看要有一个制度，叫做三七开。就是教员先向学生学七分，了解学生的历史、个性和需要，然后再拿三分去教学生。……应该教给他们工作的方法，使他们懂得一个支部书记、一个乡长应该如何工作，使他们晓得工作方式方法不能总是老一套，而是根据当前的情况如何做工作，如何当乡长，如何当支部书记。至于延安的学校，如中央党校、延安大学、行政学院也要着重联系实际。从中央党校、延安大学、行政学院一直到每一个村小学，都要做到这一点。……只要好好搞，五年到十年就可以搞得很好，就会有一个很大的进步，就会有很大的发展，这绝不是空话。”
　　——学习要统一，思想要一致。1943年8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说：“现在大家在一个学校里学习，要有一个一致的意见、统一的思想，要达到一个统一的目的。否则，有人要学经济学，有人要学哲学，有人想看小说，有人想学外国文，那么，我们的学校就不好办，也办不好。我们全党要统一，学校里的学习和各种活动也要统一，要有一致的意见。”用什么来统一学习、统一意见呢？当时，毛泽东提了四条：无限忠心，联系群众，独立工作，遵守纪律。
　　关于第一条，无限忠心。毛泽东说：“你是不是无限忠心，要用客观的标准来衡量。季米特洛夫讲得好，这要在战斗中，在监狱中，在法庭上经受考验的。整顿三风审查干部、反对胡宗南进攻、六年抗战以及十年内战都是斗争，反对机会主义、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也是斗争，就是要从这些斗争中来考验你是不是无限忠心。”
　　关于第二条，联系群众。毛泽东说：“联系群众这一条，也要用客观标准来衡量。比如，一个人死了开追悼会，群众的反映怎样，这就是衡量的一个标准。有些人高高在上，官位很大，称首长，好像老百姓都拥护他，其实这不能说明问题，要看最后的盖棺论定，要看开追悼会那一天老百姓落不落泪。有些干部死了，我看老百姓就不见得落泪，他是自封的群众领袖。因为你做了官，老百姓不得不和你打交道，其实公事一办完，人家就掉头而去，不大理睬你了。真正的群众领袖，到开追悼会那一天，老百姓会觉得他死了很可惜，至少不会觉得死了也好，可以省下小米。刘志丹同志牺牲后，陕北的老百姓伤心得很，这说明他是真正的群众领袖。群众领袖是群众封的呢？还是我们自己封的呢？季米特洛夫说，是要群众封的，是群众根据自己的经验来确认的。”
　　关于第三、第四条，毛泽东说：“我们办党校，就是要使我们同志的政治水平和理论水平提高一步，使我们党更加统一。中国的社会经济情况使我们党里有很多的‘剧团’，说得粗一点就是有好多‘戏班子’。在一个班子里，不论是唱主角的，唱配角的，跑龙套的，他们都是很亲热的，并且有个原则：我这个班子可以批评你那个班子，但是你那个班子不可以批评我这个班子。这就叫宗派主义。我们党内有两种宗派主义，一种是教条主义的宗派主义，搬洋教条，夸夸其谈；还有一种是经验主义的宗派主义。我们在山头上斗争时间很长了，十年内战时期共患难，现在又有六年抗战，这便结成了班子，各个班子的活动是不统一的，而且水平较低。……我们要把政治水平和理论水平提高，使我们党更统一，不结班子，结成一个大党。”
　　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这四个要求和目标呢？毛泽东特意指出了党校学员的学习方法问题。他说：“在党校中有两种培养教育干部的方法，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抽象学习理论的方法，另一种是联系斗争实际学习理论的方法。过去的方法属于第一种，把人学笨了。我们现在采用的是后一种方法，能使你们把问题搞通，可以保证你们在两年之内提高一步。”毛泽东的结论是：“办党校或其他干部学校的目的，就是要使我们党在思想上是纯洁的，是马列主义的；在组织上也要是纯洁的。……这样一种严肃态度非有不可。”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科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