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发展核武器始终坚持“必要而有限”的原则，既不对别国进行核威慑和核讹诈，也不参加超级大国的核军备竞赛。对核试验采取十分克制的态度，试验次数极少。

　　上世纪50年代，世界已进入核时代。核武器开始成为大国争相发展的战略重点，成为世界力量平衡的砝码，成为国际政治、外交、军事斗争的工具，成为决定世界战争与和平的重大因素。
　　中国决计发展自己的核战略力量，主要是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首先是中国的国家安全需要，其次是未来中国的国际地位。毛泽东认为，帝国主义“看不起我们，是因为我们没有原子弹，只有手榴弹”，因此中国“应该有原子弹，并尽快发展氢弹”。对中国来说，“现在进行国防工业建设，重要的是把最新的武器，如导弹、氢弹、无线电操作等搞起来，一旦战争发生可以解决些问题”。有了导弹、核武器，才能防止使用导弹、核武器；“如果我们没有导弹，帝国主义就会使用导弹”。“要抓紧尖端武器的工业，丝毫不容懈怠”。
　　如何掌握原子能惊人的力量，如何让原子弹技术成为反威慑的和平力量，成为新中国最急迫需要实现的理想。1958年8月，二机部党组向中央呈送了《关于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方针和规划的意见》，明确提出了“军事利用为主，和平利用为辅”的方针。核武器的研制建造，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宏大科学研究与技术成果朝实体转化的系统工程。当初在毛泽东作出战略决策的时候，他就确定了“大力协同，全国配套”的重要方针。后来他又在二机部呈送的关于原子弹研制的报告上作出重要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我国核科学研究和核工业起步晚于世界15年左右。然而，毛泽东和党中央从一开始就提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的战略要求。这就不是跟着世界先进核大国亦步亦趋，而是充分发挥后发效应，快步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我国核武器研制起点高，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开始美国认为“只是一个粗糙的核装置，没有多大军事意义”，然而时隔两天，当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在空中微尘取样，分析得知我国原子弹用的是高浓铀装料，采取内爆法爆炸，这就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连美国总统也惊呼“不应该把这件事等闲视之”。他们对新中国的制造能力和工业规模都不得不重新评估。
　　我国核武器发展速度比美苏英法都快。氢弹与原子弹相比，其原理和结构都要复杂得多，技术难度也特别大。从首次原子弹爆炸到首次氢弹爆炸，美国用了7年3个月，苏联用了6年3个月，英国用了5年6个月，法国用了8年6个月，而我国只用了2年8个月的时间，这在世界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认为是核武器发展史上的奇迹。
　　在核动力潜艇的研制上，中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从无到有地把它建造出来，让美国“核潜艇之父”里科弗上将也不得不大加赞誉。研制核潜艇面临的技术复杂性，几乎牵涉到国民经济所有科技领域和生产部门。作为现代化高性能的武器装备作战平台，尤其是与核动力相伴而生的核辐射屏蔽、潜艇深潜大气压增加及海况环境影响等因素，对新型高性能原材料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事非经过不知难。如果没有各种耐高温材料、高能核燃料、许多性能各异的特种材料、精密合金、半导体材料、稀有金属元素、人工晶体、超纯物质、稀有气体等新型材料，不仅核潜艇本身和许多零部件以及配套设备过不了关，而且适应海洋与大气层空间两用的大量电子元器件、精密仪器仪表等研制项目也都过不了关。
　　中国研制核武器是为了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制止核战争，增强自卫实力，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这与超级大国的核政策有着本质的不同。所以毛泽东在讲到“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的同时，又特别指出：“搞起来也不要多，吓吓人，壮壮胆。”我国发展核武器始终坚持“必要而有限”的原则，既不对别国进行核威慑和核讹诈，也不参加超级大国的核军备竞赛。对核试验采取十分克制的态度，试验次数极少。据统计，1964—1996年间，美国进行了1056次核试验，苏联715次，而我国只进行了45次。
　　我国核试验虽然次数少，但效率高。每次核试验的技术方案和方法途径都经过精心策划、反复论证、仔细核算，从军事、科学、技术、工程、环境等多方面需要考虑，力求达到“一次试验，全面收效”。所以试验次数少，而试验的成功率和费效比都很高。据核武器研究院前院长胡仁宇的计算，我国在这方面的科研投入大概不及美国的3%。
　　1965年，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刚完成，毛泽东和党中央就决定全面展开核动力潜艇研制工作。1974年8月1日，中国自主设计并建造的第一艘鱼雷攻击型核动力潜艇正式入役。8月19日，朱德元帅以88岁高龄，在萧劲光大将的陪同下检阅了这艘被中央军委命名为“长征一号”的核潜艇。它是中国拥有海基第二次核打击力量的象征。
　　“两弹一艇”是20世纪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大科学工程，涉及科技、工业、人才、资源、管理的方方面面，具有很大的综合性和全局性，它的启动和发展必然带动和促进整个科学技术和工业基础的进步和发展。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两弹一艇工程实施过程中，我国冶金、化工、机械、电子、电器、建筑等传统工业承担了项目、品种、类型繁多的特殊材料和专用设备的研制生产任务，带动了一批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新工程的产生和成长，并与国际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接轨，从而使这些传统工业发生了质的变化，成为先进的现代制造业和材料业。
　　特别是随着“两弹一艇”研制成功和军转民的推进，一批高新技术产业如同雨后春笋蓬勃兴起。以航天科学技术为支撑的火箭、卫星、神舟、天宫、嫦娥、北斗等一系列尖端工程的实施，开辟了我国探索外层空间的新境界，拓展了对空间认知的新视野和活动的新领域，直接推进了通讯、电视、广播、数字音频、宽带转输等产业的发展，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的建立，获得了很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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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1960年爆炸原子弹，比我国早4年，但氢弹研制却落到了我国的后头，1968年才爆炸成功，比我国晚了1年。据说当时法国总统戴高乐十分生气，狠狠批评了法国原子能委员会的领导和科技专家，责问法国科技力量比中国强得多，为何氢弹却迟迟搞不出来？科技专家因为并不知情，也无以回答，这就成了世界同行的一个谜。直到 1985年，有“快堆之父”美称的法国核科学家万德里耶斯访问中国，还特地向曾在法国留学的我国著名核科学家钱三强询问，中国氢弹为什么能搞得这么快？钱三强回答说，我国在研制原子弹的时候，就提前进行了氢弹的理论预研和热核材料的研究生产。这才使他恍然大悟，研制氢弹首先要解决理论问题，而不是工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