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了《王蒙：八十自述》，为作者在年届八旬之时回顾过往、平心静气写就的人生回忆与感悟。现摘录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改《青春万岁》很顺利，我常常住到郊外，我父亲那里，中关村公寓，不受干扰。在最最享受的状态中，我有余力再写点别的。于是我在1956年4月，在我21岁半的时候，写下了改变了我一生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5月份我寄去了稿子，6月份责任编辑谭之仁老师向我转达了主持常务的副主编秦兆阳老师对此稿的欣赏之意，并提出了原稿写得粗糙的地方，要我修改。我二次送去了稿件。
　　稿子在9月号的《人民文学》上登了出来，不是头题，头题是东北作家杨大群的《小矿工》。
　　先是听到对号入座的工作部门同志对于小说的爆炸性反应：主要是“我们这儿并不是那样呀”之类。其实这些人多是我的熟人、好友。接着由韦君宜、黄秋耘主编的《文艺学习》杂志，展开了对《组》的讨论。我收到这一期大规模讨论的杂志的时候真是乐不可支。第一篇无保留地称赞小说的文章题名《生活的激流在奔腾》。第二篇就是严厉批判的了。一篇批判指出：林震不是革命的闯将而是小资产阶级狂热分子。一批青年作家，刘绍棠、从维熙、邵燕祥还有刘宾雁等都写了文章赞扬这篇小说。而一批我的共青团干部战友，包括李友宾、戴宏森、王恩荣等著文批评之。王恩荣同志还是我的老同学，是我介绍他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我从身份上说正好处于赞成的与反对的两组人之间。然而我又是小说的作者，对小说负有不可转移、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本身也奇了。
　　看到作品引起这么大动静，看到人们争说《组》，看到行行整齐的铅字里王蒙二字出现的频率那么高，我得意洋洋。
　　与此同时，我的《青春万岁》修改稿已在中青社三审通过。也算一夜成名。正在筹备复刊的上海《文汇报》驻京办负责人浦熙修命工作人员、著名电影评论家梅朵先生找我约稿，《文汇报》要求自次年即1957年1月1日起全文连载《青春万岁》。
　　1957年2月，《文汇报》突然（我的感觉是突然）发表李希凡的长文，对《组》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从政治上上纲，干脆把小说往敌对方面揭批，意在一棍毙命。我放不下自己的光荣历史的包袱，我无法相信李希凡比我更革命，我无法接受李代表革命来揭批我。我很快给公认的文艺界的最高领导周扬同志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身份，求见求谈求指示。
　　想不到的是很快我接到了回信，约我前往中宣部他住的孑民堂一谈。顾名思义，孑民堂就是蔡元培（字孑民）住过的地方，是一个古色古香的中式大会客厅。此后，我在文化部上岗时在此办过公，至今仍有时在此会见外宾。我与孑民堂确实有缘。
　　周扬开宗明义，告诉我小说毛主席看了，他不赞成把小说完全否定，不赞成李希凡的文章，尤其是李的文章谈到北京没有这样的官僚主义的论断。他说毛主席提倡的是两点论，是保护性的批评，等等，令我五内俱热。
　　我听了毛主席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录音。主席说，有个王蒙写了一篇小说，什么什么，一些人准备对他围剿，把他消灭。主席说，我也是言过其实。主席说，王蒙我不认识，也不是我的儿女亲家，但是对他的批评我就不服。比如说北京没有官僚主义。中央出过王明，说自己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百分之九十就不行？北京就没有官僚主义？反官僚主义我就支持。王蒙有文才，有希望。主席又说，小说有缺点，正面人物写得不好。对缺点要批评，一保护，二批评，不是一棍子打死。
　　主席说着说着找不着香烟了，便说“粮草没有了”。据说是陆定一连忙给主席送去了烟。
　　如此这般，化险为夷，遇难成祥，我的感觉是如坐春风，如沐春雨。我同时告诫自己，不可轻浮，注意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