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期，有一部著名电影叫《永不消逝的电波》。该片真实表现了从抗日战争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战斗在地下电台岗位上的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感人至深，令观众肃然起敬。
　　影片中的主人公李侠，其原型就是我们党情报战线上最优秀的无线电通讯工作者之一李白。20世纪40年代后期，我有幸与李白同在一个部门（中央社会部）工作，成为他的晚辈同行，并作为报务员负责与上海李白领导的地下台联络。1948年末，李白最后一次向西柏坡中央机关发电报遭到不幸时，我正是他的对方报务员。
　　领导交给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联络上海的一个地下台。我虽然不知道对方的同志姓甚名谁，但从空中电波交往中，已能感受到对方在技术上是一位干练的老手。每个人的发报手法都不一样，手法熟练不熟练，有什么毛病，一交手便知。而我的对手手法熟练、流畅、纯正，绝不拖泥带水。对一个报务员来说，能碰上一个这样的对手，是一件很幸运的事。尤其对我这个新手来说更是如此，每次联络完毕，我都感到心情愉快。
　　三个“V”字的紧急危险信号
　　就在两个月后，不幸突然降临。
　　那是1948年深冬的一个夜晚，我与对方联络不久就遇到异常情况。先是对方给我发报时出现时断时续的情况（估计是敌特采取分区停电的办法搜索电台），然后用比平时更快的速度把电报发过来。紧接着，对方连续发了三个“V”字的摩尔斯电码：嘀嘀嘀哒、嘀 嘀嘀哒、嘀嘀嘀哒。按秘密约定，这是他在示意我：他正在处于危急险境！再往下便音讯全无，连平时彼此的习惯语“GB”（英语缩略语“再见”之意）也没有来得及拍发。
　　我赶紧将收电交给党台领导刘富龙，向他报告对方遇到了危险。然后，他要我继续上机守听。可是一连数日守在收报机旁，却没有收到对方的任何信息。领导当时也不知发生了什么，要我停止收听。
　　多年后才知道原来对方就是李白电台
　　上海地下台失去联络后，我心中始终有一个悬念：和我联络的人究竟是谁？他遭到了怎样的不幸？
　　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从军委机关转业到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后来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80年代从高校调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由于职业的关系，我查阅了大量报刊资料，访问了许多有关老同志，悬念终于得以解开。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曾致电上海市市长陈毅，请他们不惜一切代价查清楚上海地下台李静安（即李白第一次被捕获释改用名）的下落。按照陈毅市长的指示，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扬帆组织精干力量，经过艰苦调查，终于查清：李白于1948年12月30日晚在与中央社会部电台联络时被敌特侦破被捕、关押，被严刑拷打致残，始终坚贞不屈。李白与关押在一起的12位同志，都在上海解放前20天，即1949年5月7日被敌人枪杀于浦东戚家庙。在陈毅市长“血债要用血还”的指示下，枪杀李白等人的凶犯得到了应得的惩处。
　　李克农部长的专电和上海市公安局的查复，成为我得以释怀的有力证据。因为：中央社会部在上海的地下电台，只有我联络的电台发生了不幸；李白被捕的时间和与我中断联络电台的时间相吻合。
　　1945年8月，李白夫妇住进上海黄渡路107弄15号。这个住处的小阁楼，就是他每天深夜与党中央通报的工作场所。就在这里，他向党中央发送了最后一份电报。后来查清，这份电报的内容，是关于国民党军队在长江南岸布防的情报。这是李白为解放军胜利渡江所传递的最后一份情报。
　　2010年10月，我和老伴在参观上海世博会期间，曾到李白生活工作三年多的旧居黄渡路107弄15号“李白烈士纪念馆”参观，并同李白之子李恒胜及纪念馆工作人员进行座谈交流，聆听了烈士就义前告别妻儿的动人情景。当时惨无人道的敌人已将李白拷打致残，不能独自站立，只能靠同牢战友的搀扶，他才站立于牢窗前眺望远处的妻儿。他没有丝毫悲戚，只是用眼神向妻儿示意：天将大亮，大地即将重光。他那大无畏的乐观精神将永远激励后人。
　　（2013年第8期《百年潮》苏采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