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制时代，官员可凭借由兵部或各省府衙所填发的勘合——“介绍信”，免费使用驿站舟船、伙食、住宿等各项服务。到明朝中后期，驿站却成了官员权力滥用集体腐败的场所。
　　过往官员对驿夫大肆勒索敲诈，欲求不能满足就故意将马匹典当、摧残，逼迫驿夫们出钱消灾；或谎称驿夫偷窃行李要求交付“免打钱”；或串通商贾，利用驿站走私逃税，从中收受贿赂聚敛；或长期持有堪合终身使用，或将此送作人情。以至于驿役成了“最为民害，情罪可恨”的重役。
　　“近来驿递国敝至极，主上赫然思以厘振之，明旨屡饬，不啻三令五申矣，而犹不信”。万历年间，明朝内阁首辅张居正在给其下属的一封信中表达了如上心情，立志整饬吏治，遂于万历三年推出《给驿条例》。明确提出，“非奉公差，不许借行勘合；非系军务，不许擅用金鼓旗号”。特别规定，京城和州县各官的“丁忧、起复、给由、升转、改调、到任”等事项不再列入公差范围，一律“不给勘合，不许驰驿”。不得打着“公务”“公出”的幌子，享有沿途吃喝接待的特权。
　　即便是公务人员，《给驿条例》对使用驿站资源也加以严格限制，如轿夫、马匹使用数量皆有定数，不得超标；对过往官员只提供米粮、蔬菜、烛碳等必需品，使其不至于奢侈浪费。同时，“不许摊派里甲”，“不许计路远近，折乾入己”，“不许加送下程、心红、纸笞及折席、折币礼物”。“三不许”就是不许扰民，徒增百姓负担。
　　新规既出，几乎气象一新。尤其，张居正身体力行。其子回江陵应试，吩咐其自己雇车；父亲生日，吩咐仆人带着寿礼，骑驴前往祝寿。次弟张居敬病重回乡调治，保定巡抚例外发给勘合，居正立即交还，并附信说要为朝廷执法，就必须以身作则。据《明会典》记载统计，各处驿站减征银多达94万两，精简总额为原来的1/3左右。“此项钱粮，宁积甚多，将来裕国足民，更不外索。”张居正对此寄望甚高，称“由此富国富民，建万世太平之业，诚反手耳”。
　　然而，大出其意料，不仅“建万世太平之业”成了泡影，《给驿条例》更是昙花一现。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尚不到60岁的张居正病逝，明神宗“为辍朝，谕祭九坛，视国公兼师傅者”。谥“文忠”，备享哀荣。可两年后神宗态度却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下令对张居正抄家，并削尽其官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其亲属家眷或饿死或自杀或流放、逃亡。包括为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覆灭。“面劳瘁于国事，人亡而政息”，乃至恢复以前弊端丛生的旧观。
　　当然，《给驿条例》之所以短命，决非皇帝前恭后倨剥夺了张之恩宠一端。事实上，即便张居正不是英年早逝，其新政同样未必能够长久。
　　其一，明朝中后期已病入膏肓，几乎所有的肢体都发生了癌变，想求其一肢的健康洁净，几乎是痴心妄想。
　　其二，《给驿条例》依然是人治的产物。其发端兴衰自然会与个人的成败息息相关。当主人公在位时便“一号令为主，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一旦失宠丢位或亡去，其政策路线就很难持续下去。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政事人事更迭，使政策的连续性失却了制度根基。
　　其三，《给驿条例》依旧是体制内变革，缺乏体制外监督。皇权独裁，也不可能有体制外的监督。用自己的刀削自己的把，什么时候都是一个悖论，一个走不出来的死胡同。无论再新的制度，再有生机和活力的变革，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为专制体制所掣肘，为官僚贪腐文化所同化，最终归于一体，甚或回到改革的起点。
　　其四，张居正晚年腐败，大搞特权。如回乡葬父，坐的是三十二抬的特制大轿，沿途官员郊迎郊送，且呈上奠金。随从护卫仪仗浩浩荡荡，怨声载道。“益偏恣，其所黜陟，多由爱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贿赂。”做官前其家中只有田数十亩，被抄家时没收的财物折合近20万两白银，另有良田800万亩。这就为死后即被都察院参劾留下了把柄。明神宗在参劾张居正的奏疏中批示道：“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箝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既然，“专权乱政”是其大罪，《给驿条例》自然也一命呜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