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被本雅明形象地称做机器复制时代。照相术、电影、广告等视觉艺术形式铺天盖地而来，刺激着人类的视网膜，把人类的视神经能力发挥到极致从而制造出一个个麻木的表情。这一切不仅改变了人类对艺术的理解，更深刻地置换了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视觉快感的产生和消失以无比夸张的姿态凸显着现代性对时间的焦虑。于是，流行元素的更迭、价值大小的评判正在被我们的眼睛说了算。孰不知“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一语还在承认着眼睛的受控地位，而现代性的来临则直接赋予“眼见为实”的绝对权力。现代性给我们一次次带来惊讶的逼真，这种逼真正以其不可置疑的霸权把我们送上了远离真理的快车。康德选择把审美作为沟通理性和自由的通道。视觉文化以大众文化消费性的姿态摒除了我们个性审美的必要，也切断了我们走向自由的可能。我们的审美能力如何在视觉文化的凝视下陷入了失语？我们一直渴望的自由为何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越来越遥不可及？北京语言大学教授路文彬先生在他的新著《视觉文化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失聪》（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10月）中表达了深沉的焦虑和思考。

作者所指的视觉文化并不全然指向影像范畴的视觉关注。而是分析人类长期以来对视觉的过分依赖导致认知能力、情感方式、价值评判出现的伦理维度的问题，并从听觉角度试图找到一种有效途径来弥补如上缺失。本书作者首先廓清了视听作为我们认知世界的两大知觉，听觉一直受到压抑。作者以科学的态度，从生理学角度分析了听觉先于视觉存在，它是我们最初和世界进行沟通交流的知觉。

进而作者从伦理学角度，将听觉和情感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一勾连。听觉诉诸宁静，诉诸服从和情感。宁静生发出的“空”和“静”，指向了“自由而又超越的时间性”。这就是“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带给人的空灵美。服从不是片面的听从，而是一种归属。“不是去占有一个陌生的世界，而是想回到其曾经拥有过的熟悉场域，是对自我情感记忆的寻找。”贪婪的目光把人引向无限追逐的下一个目标，一次次把我们带向远离我们自身的地方。而倾听表达的是一种牵挂，是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

我们的礼乐文化，将倾听纳入到秩序的建构中。乃是因为音乐就是一种情感的表达，刘小枫称此为“主要用于消除内部和外部刺激造成的张力，以求得心态的平衡快适”。在这种快适中，中国人建构了君臣父子的秩序。并且有了孔子关于情义之抉择中就“情”去“义”的伦理维度。道家确立的美学原则是“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这一与视觉决然分离的美学原则完全诉诸内心情感的体悟。这就是我们的传统艺术为什么是注重意境的和写意的，成为今天西方艺术反思自身发展的参照。

在这本关于听觉伦理的书中，作者对当前文学作品中伦理失衡的诸多现象表现出一个学者高度的责任感。现代性的躁动不安让中国文学出现了“失聪”。一个好的说者，必定是好的倾听者。只有照顾到倾听者的情绪，说者才能更有效地进一步表达自己的想法，对话才能构成。对话必须随时准备着耐心的倾听。在这里作者提出一个观点，令人不禁深思拍案：倾听者才是权力的真正拥有者。

领悟此，我们反观五四文学，“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忧郁情结充斥在作品中乃是因为启蒙者缺少或不屑于倾听。他们充满着焦虑，一味批判祥林嫂、孔已己、阿Q、祥子等身上的国民性弱点，而没有俯下身来倾听他们这些弱者的声音。这就让我们深思倾听者不在场的国民性批判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启蒙者原本就是视觉中心主义者，他们在意识到文学和大众之隔膜的同时没有反身自顾本身的缺陷。因而我们在读到《伤逝》就会发现，五四时期的爱情同样因为缺少倾听，而忽视了女性本身的需要，只一味陷入到男性所需要的生存、发展的开拓事业中。男性中心主义也如此这般建构起来。作者担心女性在争取自身的权利，反对男性中心主义的时候，会遭遇到同质化的威胁。因为她们躲避了对话，选择了对抗，同男性争夺外在世界一样，来夺回失掉的利益。这种过程正好见证着男性中心霸权的存在和牢固，而不是建构一种和谐共赢的局面。倾听的不在场，也让我们的文学曾经一度陷入集体主义和个性的对抗中，压抑了个体正当利益的诉求。

听觉正待被唤醒。它是我们的心灵和世界进行沟通的另一扇门，需要与视觉一道引领我们走向未知的领域。我们需要耐心地聆听这个世界，这是人类的本源、旨归和诗意地栖居的地方。让我们默诵本书作者题记里引用的里尔克的诗句：“却从最隐秘的欲望中找到庇护之所，/带有一个入口，还有颤抖的廊柱，――/你建造起一座神庙在它们的听觉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