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杀团共事

1904年7月31日，东京留日学生、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的主持人杨笃生和团员何海樵等人在上海组织成立了“暗杀团”，决定全面推进“鼓吹、暗杀、起义”三大任务，而以“暗杀”为重头工作。何海樵介绍蔡元培加入暗杀团。不久，章士钊、刘光汉等人也加入了暗杀团。章士钊写信给陈独秀让他来上海参与暗杀工作。陈独秀大约在10月间来到上海，就住在蔡元培安排的英租界新闸路余庆里，这里已成了暗杀团的秘密机关。陈独秀一到上海，随即加入了暗杀团。11月19日，暗杀团在沪行刺前广西巡抚王之春不中，暴露了目标，黄兴、张继等十余人被捕，上海的暗杀活动也只得暂时停止。为了躲避清廷的追捕迫害，陈、蔡各自逃亡。这段短暂的共事便告结束。

力排众议，破格聘任文科学长

分别多年之后，陈蔡二人由见面并成为上下级同事。共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1916年11月26日，陈独秀和亚东图书馆的经理汪孟邹等人离沪北上，28日抵京，入住前门外的中西旅馆。而12月26日，北洋政府对蔡元培的任命正式下达。求贤若渴的蔡元培听到陈独秀来京的消息后，当天上午，即亲赴陈独秀所住的旅馆，邀请陈独秀到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正式上任，1月13日，经教育部批准，陈独秀被正式任命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消息传出，全校震动，青年学生热烈欢迎，奔走相告；但教师中的遗老遗少却窃窃私议，啧有烦言，说：“陈先生只会写几篇策论式的时文，并无真才实学，到北大任教尚嫌不够，更不要说出任文科学长了。”蔡元培态度鲜明地予以有力的驳斥，他说：“仲甫先生精通训诂音韵，学有专长，过去连太炎先生也把他视为畏友，怎么说无真才实学？”一些熟悉陈独秀的北大教师纷纷讲话，说他在文字学考据方面有研究有著述。这样众口一词，慢慢地堵住了攻击者的嘴。

在接受蔡元培聘请的同时，陈独秀向蔡元培热情推荐了胡适，蔡元培也欣然应允，聘请年仅27岁的胡适为北大教授。1917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吹响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号角。在紧接着的第2卷第6号上，陈独秀发表了更为激进的《文学革命论》。“五四”新文化运动自始蓬勃开展起来。

对于蔡元培与陈独秀在北大的这段历史，北大讲师梁漱溟后来很客观地说：“蔡元培先生萃集的各路人才，陈独秀先生是佼佼者。当时他是一员闯将。影响最大，也是最能打开局面的人。但是陈这个人平时言行不检，讲话不讲方式，直来直去，很不客气，经常得罪人。因而不少人怕他，乃至讨厌他，校内外都有反对他的人。只有真正了解他的人才喜欢他、爱护他，蔡先生是最重要的一个。如果得不到蔡先生的器重、维护和支持，以陈之所短，他很难在北大站住脚，而无用武之地。”

大义大勇，四次营救

在五四运动中，陈独秀不仅是总指挥，而且身先士卒，冲锋陷阵。1919年6月8日，陈独秀与李大钊商量后，亲自起草了著名的《北京市民宣言》；6月11日又和邓初、高一涵到宣武门外的“新世纪游艺场”散发，当场被捕。后经蔡元培等人士解救，于9月16日获释。

之后又遭追缉，于1921年10月4日在上海渔阳里2号陈宅楼被捕。蔡元培和胡适给上海的法领事发电报，请他们释放陈独秀。最后，法官宣布将陈独秀等人先放出来，但是7天之后需到堂听会审结果。10月26日，法领事当堂宣布判罪罚100大洋了案。

1922年8月9日上午，总巡捕房特别机关探目长西德纳，督察员黄金荣等包围上海法租界环龙路铭德里2号，又将陈独秀逮捕，罪名是藏有违禁书籍。8月14日，陈独秀从拘留所的狱卒处知道在《时事新报》上有一条消息：“蔡元培质问法国大使，长辛店工会发营救陈独秀电报。”最后，法院判罚陈独秀400元，由保人保出，所抄书籍一律销毁。

1932年10月15日，由于托派叛徒出卖，陈独秀在上海岳州路永吉里11号宅中被捕。10月19日，陈独秀被押往南京。这一次被捕与前三次不同，被捕之后被立即引渡给国民政府，将依据所谓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起诉。在北京大学任文学院院长的胡适给蔡元培拍了一份电报：“请就近营救陈独秀”。

蔡元培此时已由南京到上海。1931年10月下旬，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等人聚在上海法租界亚乐培路331号（今陕西南路147号）中央研究院出版品国际交换处，商议如何营救陈独秀。蔡元培对杨杏佛说：“我看速拟一快电致南京国民政府，同时将电文交《申报》发表。”并建议“仲甫是文化中人，宜多几个人联名致电，同时要致电中央党部，目前此案由他们经手，对陈独秀很不利。”最后在电文上署名的有蔡元培、杨杏佛、柳亚子、林语堂、潘光旦、董任坚、全增嘏、朱少屏共八人。以快邮代电寄往南京。在蔡元培等人多方营救下，蒋介石顺水人情，饶了陈独秀一命，将陈案交江宁地方法院审理。1933年4月，陈独秀被判刑13年。汪孟邹为接济陈独秀，拟重印《独秀文存》，找到蔡元培，请他写《前言》。蔡元培欣然应允。

悲失老友，悼文动情

1940年3月5日，74岁的蔡元培在香港养和医院逝世。

陈独秀写了一篇悼文，刊在当年3月24日的《中央日报》上。全文不长，只有两千来字，题为《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陈独秀在重庆刚看过病，估计自己不久于人世，文中他用了“后死的我”四个字。两年后，陈独秀病逝。

蔡元培虽与陈独秀有不同的政治歧异，却极为欣赏陈独秀的个人风范和奋斗精神，他评价道：陈独秀“忠于人，忠于事”，“近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而令他“最不能忘的”是陈独秀的“毅力和责任心”。

同样陈独秀也高度评价蔡元培“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称道蔡元培人格高尚，“从不拿道德向人说教。可是他的品行要好过许多高唱道德的人”。

陈独秀和蔡元培的关系不仅仅是两个友人之间单纯的情感，更是两种人格和人生的结合；他们之间的关系见证了一个历史潜在的内涵值得后人去回味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