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中国古代国力最强盛、民族精神最高扬的时期之一，鲁迅对盛唐气象非常神往，曾在《看镜有感》一文中写道：“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鸵鸟，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现今坟墓上不待言，即平常的绘画，可有人敢用一朵洋花一只洋鸟，即私人的印章，可有人肯用一个草书一个俗字么？”一个健康的有自信心的民族，从来是乐于接受外来文化的。唐人翻译佛经多用直译，不急于使译文风格本土化，这大约也是国力强盛、充满自信的缘故。对此鲁迅也给予很高评价，拿来作为自己主张“硬译”的历史依据。

鲁迅对唐诗评价极高，曾说过：“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这番话说得似乎有些绝对化，但这是他在提到自己的诗作时说的，接下来又说：“然而言行不能一致，有时也诌几句，自省亦殊可笑”，可知是自谦的同时采用极而言之的手法以充分表达他对唐诗的激赏。鲁迅读唐诗颇熟，时时随手引用。他为阐明“革命文学”无须乞灵于标语口号，即引用白居易《宴散》诗中“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二句为例，说明写富贵而不用“金”、“玉”、“锦”、“绮”那些字眼，乃真有富贵气；他指出隐藏自己的旧作是徒劳的，人家可以查旧帐查出来，则举韦庄《秦妇吟》为例。运用之妙，在乎一心。鲁迅在杂文中引用唐诗，虽然意在为我所用，作为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某种材料，并不是对唐诗本身进行研究，但由于鲁迅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所以他那些自由发挥的片言只语仍然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往往能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例如讲到夸张，鲁迅引用李白的诗句“燕山雪花大如席”，指出这当然是夸张，“但燕山究竟有雪花，就含着一点诚实在里面，使我们立刻知道燕山原来有这么冷”。夸而有节的道理，一下子就讲得十分透辟。

对于唐代最伟大的诗人杜甫，鲁迅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在杂文《女人未必多说谎》一文中涉及历史，不指名地引用杜甫道：“譬如罢，关于杨妃，禄山之后的文人就都撒着大谎，玄宗逍遥事外，倒说是许多坏事都由她，敢说‘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的有几个，就是妲己、褒姒，也还不是一样的事？女人的替自己和男人伏罪，真是太长久了。”这里引用的两句诗出于杜甫的名篇《北征》，鲁迅显然很欣赏杜甫敢于直言的胆量，这跟历来关于《北征》的诠释很不同，而自有其根据。鲁迅对杜甫总体评价极高，有一次刘大杰向他请教文学史问题，郁达夫也在座，郁认为杜甫的律诗高于他的古体，鲁迅不以为然，说“杜甫的律诗，后人还可以摹拟，古体的内容深厚，风力高昂，是不许人摹拟的。他的《北征》就远在韩愈的《南山》之上。韩愈用力学他，差得远。”刘大杰问“杜甫同李白、陶潜的比较看法如何？”鲁迅回答说：“这很难说。陶潜、李白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是头等人物。我总觉得陶潜站得稍远一点，李白站得稍高一点。这也是时事使然。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们堆里似的。”两小段话言简意深，真所谓不刊之论。游国恩等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之修订本特别引证了这一段话，来说明杜甫的伟大之处。

增田涉在《鲁迅的印象》一书中认为鲁迅的小说有着杜甫的诗情，极有见地，这应当是指其中对现实生活充满了关怀而言。

对于唐代散文鲁迅也作过深入的研究，早年整理过虞世南、沈亚之的文集，取得很好的成绩。他不大看好散文正宗的韩（愈）柳（宗元），却辑录过一本唐广州司马刘恂的《岭表录异》，水平大大高于清代的武英殿本。鲁迅对于传统中所谓“正宗”的部分，往往持保留的态度；他更看重那些历来处于边缘而精华较多的作品，典型的例子是他曾特别提出唐末三家：“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罗隐的《谗书》，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为隐士，而看他们的《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这一结论，现已为文学史界广泛接受，时时征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