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0月号的《纵横》杂志，刊登了《解开“真理标准”文章作者之谜》一文（以下简称《谜》文），作者王强华。

《谜》文以所谓“正史”作者的口吻和气势发议论，所论颇为武断，且远远超出一篇文章作者的问题，直指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并涉及胡耀邦同志。我作为当年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一员、理论动态组的一员，也算是一个当事人和见证人，又对此事作过调查，我觉得有责任撰写此文，对《谜》文略加辨析。

[一]

《谜》文首先对邓小平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支持者”这个提法进行指责。该文认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由邓小平发动、组织、和领导的”，言下之意是，说邓小平是“支持者”，就贬低了邓小平对这场大讨论所作的贡献。对此，我只想介绍一点情况。邓小平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支持者”这个提法，源出于党中央的文献。邓小平逝世后，党中央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江泽民致的悼词，讲到邓小平对这场大讨论的贡献时，都是用“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样的提法（见1997年2月20、26日《人民日报》）。这是严肃的历史判断和历史评价。《谜》文将党中央的这个准确提法斥之为“社会上流传”的“不实的野史”，真让人吃惊！

胡耀邦“组织和推动了关干真理标准的讨论”这个提法，有充分的事实作依据，也见之于党中央的文献。《谜》文贬低胡耀邦，既不符合历史，也很不明智。

[二]

《谜》文用很大的篇幅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下简称《实》文）文章的作者。

《实》文的撰写和定稿有一个过程，而且涉及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和光明日报社两家，当时又没有著作权的概念，对作者未加明确，再加上一些其他因素，因而事后对文章作者出现不同说法。

在第60期《理论动态清样上，开始在文后写有“（《光明日报》社供稿，作者胡福明，本刊作了些修改）”。后来有人提出意见，认为文章已作了很大修改，又没有征求胡福明的意见，这样写已不合适，付印前就将人名删掉了。《实》文作为《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后，一时受到很大压力，又有原文稿已被改得“面目全非”的说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形势变化后，有记者采访胡福明，在采访报道中明确说此文作者是胡福明。1984年，《光明日报》举办优秀论文评奖活动，《实》文得“特别奖”。10月11日，在该报第1版公布了评奖结果，写明《实》文作者胡福明。此时，就发生了作者是谁的争议。当年的总编辑杨西光（评奖时已退下领导岗位任顾问）在1984年11月12日为此专写的一个材料提出：“关于写作的具体发展过程，建议由中央党校和《光明日报》当时参加写作的同志共同座谈回忆，并尽力搜集原始材料”。杨西光用委婉的语言提出，《实》文的作者要重新考虑。

1985年1月20日，《光明日报》评论部编印了一个资料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写作和发表的经过》，其内容主要是5600字的说明和十三个附件，即《实》文的第一稿和历次修改稿，及最后定稿。文后注明：“以上是根据《光明日报》的同志参照留有的小样、笔记进行回忆座谈，并根据现存原始清样，以及目前可能搜集到的写作和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情况，由光明日报评论部整理的。”很明显，这个集子是依据杨西光的意见而编的，所论也不是个人意见。这个集子对《实》文的作者是这样说的：“胡福明同志是初稿的执笔者，孙长江同志最后执笔完稿”。《光明日报》的其他有关文章中，对于《实》文作者，也是这样说的。

以上材料对《实》文的作者说得很明确，也比较符合实际。现在，《谜》文改变了《光明日报》评论部1985年关于《实》文作者的结论，说孙长江是编者，不是作者。不知什么原因，《谜》文根本不提那个资料集。对同一件事，彼一时那样说，此一时又这样说。对待历史能这样随意吗？

[三]

《谜》文改变《实》文作者的主要理由之一，是说《光明日报》将《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文稿送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是请他们帮助修改”，最后定稿（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题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变更”，“基本观点、主要论据也没有变化”，核心内容“没有突破”。《谜》文用很大篇幅对两个文稿的自然段逐一进行对照比较分析，得出结论是，《实》文不是“一部独立的作品”。我认为，《谜》文这个结论还是可以成立的。《实》文是两个文稿捏合在一起的作品，不是孙长江一个人的作品，但同时说明，也不是胡福明一个人的作品。

《光明日报》评论部的资料集说孙长江是《实》文的最后执笔完稿者。这个论断比较符合实际，我再补充介绍一些情况。

（一）孙长江在将两个稿“捏在一起”时，是用剪贴的办法，将光明日报社稿中可用的段落和长句剪下贴在稿纸上。我手头有复印件，看起来一目了然。我仔细统计一下，共剪贴2400字。《光明日报》送来的文稿有9000多字，孙浓缩为6400字，将文稿改写了。

（二）经过孙长江的改写，文章的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对此，前述光明日报评论部编的集子作了如下评述：“文章对原来的稿子作了不少删削，约一半多段落是重写的，对真理和社会实践作了定义式的简明界说，使逻辑和文字叙述以及定论都更加清楚，更加精确。

文章又加了毛主席在1958年修改三年前写的《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按语中个别提法的例子，使文章的论据增加了分量。

文章最后一段写得更加有力，提出要反对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并指出共产党人要有责任心和胆略，要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这就使现实问题的针对性有了加强”。这样的评价也散见于光明日报社同志公开发表的文章中。

他们的结论是，孙长江的修改，“保持了基本观点，质量上有了提高。”这个评价比较客观。总之，经过孙长江的改写，使这篇文稿达到了在《理论动态》发表的要求。

（三）吴江和孙长江坚持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作为这篇文章的题目，对《光明日报》的文稿来说，是最重要的改动。对此，当年光明日报社理论部主任马沛文在一个会议的发言中说：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最后改定的标题上加了“唯一”二字。“这个改动也颇关重要。因为，有人并不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却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沛文：《放言集》上册第3页）的确是这样。于光远说：“我特别看重唯一’这两个字。我知道马克思讲实践标准’时，实际上就含有唯一的意思，但没有使用唯一’这两个字。毛泽东的《实践论》中是这么写的：判断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在这段表述真理标准的语句中也没有唯一'两字。”（于光远：《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第153页）于光远认为，在1978年那场讨论中有针对性地排他地提出实践是“唯一”标准，有很强的现实性，有明确的对立面，问题提得突出、尖锐与彻底。陈云“非常赞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提法”。（见1995年4月17月《人民日报》）他多次将这句话写成条幅送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题目，不但使文章的主题明确了，而且，使文章上升到了新的境界。这句话精确，简练，鲜明，通俗，成为这场大讨论的基本语言。邓小平就将这场讨论称之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190页）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也是这样称呼这场大讨论的。这场大讨论已经过去了整整二十七年，那篇文章的具体内容恐怕一般人都说不出来了，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却被历史留下来了。党的重要文献一再使用这句话，并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掌握。

《谜》文说，光明日报社的文稿的核心内容“一是反对两个凡是，一是强调唯一标准”，“包括标题突出唯一’”。实际情况是，光明日报社同志经过多次修改，将文稿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于4月21日送中央党校（孙长江曾将这个文稿给我看过，征求我的意见，我说，“一切真理”这个提法要考虑）。他们突出的是“一切真理”，而不是“唯一标准”。几天后，光明日报社又送来一个改稿，题目也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他们的最后两个改稿在结尾处是都强调：“坚持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很明显，他们是匆忙地在文章题目加上“唯一标准”的。

一些情况表明，有必要讲一下特约评论员的署名问题。

特约评论员的署名，是胡耀邦的一个创造。他提出这个署名时，正好我在场，也算是一个见证人。当时，在首都报纸上的“特约评论员”。就是胡耀邦为代表的《理论动态》。后来，中央组织部的《组工通讯》的文章，也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这个特约评论员，就是胡耀邦为代表的《组工通讯》。在开初的一段时间内，特约评论员就是这两家。以某一位理论工作者个人作为特约评论员，在那时是不可设想的。特约评论员的署名比较广泛地使用，那是以后的事。《实》文既然在《理论动态》发表，公开发表时文署了特约评论员的名，就有了特殊的意义，也有了同一般作者署名不可比拟的分量和影响力，胡耀邦承担了文章的全部政治责任。《实》文发表后，特约评论员遭到批评指责时，胡耀邦也被点了名，他承受了很大的政治压力。那时，除了胡耀邦，还有谁能承担这样的政治责任？某些人认为，特约评论员只是一个署名而已，说得太轻飘了。

[四]

《谜》文引《著作权法》，讲了什么是作者，什么是编者。《谜》文明确地说：“孙长江当年是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研究人员，参与编辑《理论动态》。”按照这样的逻辑，孙长江既然参与编辑《理论动态》，就只是—个编者，而不是作者。《谜》文作者的解谜法宝，其实是想当然的论断。

我从筹办《理论动态》时起，就参与其事，而且一以贯之，对谁参与编辑工作，还是了解的。我要明确地说，孙长江从来没有参与《理论动态》的编辑工作。当时，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下设三个组，即研究组（孙长江为组长）、理论动态组、校刊组，三个组各司其职，各干其事。我们没有参与过校刊的编辑工作，那两个组的人（包括孙长江）也没有参与过《理论动态》的编辑工作。胡耀邦隔一段时间就要召集理论动态组同志开会，但他每次都事前打招呼，就动态组的人参加，人不要多（动态组的人也不是全去）。《谜》文说孙长江参与编辑《理论动态》依据是什么？

孙长江不是《理论动态》的编者，倒是《理论动态》的一个作者。他曾为《理论动态》写过几篇重要文章，包括已经写了初稿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篇。

《谜》文还说，“光明日报与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及孙长江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一家新闻出版单位与特约编辑’的关系”。我到现在才知道，自己原来当过《光明日报》的“特约编辑”！当年，理论研究室撰写《实》文，我们编辑《实》文，在《理论动态》发表，做的都是光明日报特约编辑的工作。真是太离奇了。

《谜》文为什么要这样说，细想一下，也不难理解。

从1978年1月14日到4月10日，光明日报理论部同志对胡福明的文稿经过了五次修改，送到杨西光那里后，又经过了三次修改。八次修改，化了很大精力，他们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中央党校也有自己的具体情况和工作步骤。

1977年10月，中央党校隆重举行复校后的开学典礼。叶剑英在讲话中提出，我希望党校的同志，来党校学习的同志，都来用心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这实际上是党中央要求中央党校总结十年“文革”。这是一项十分复杂、敏感而艰巨的政治任务。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胡耀邦对此项任务十分重视，又很慎重。他布置党史教研室和党建教研室合作，先搞出一个实施方案。然后，又召开中央党校党委会议进行讨论。在这个会议上，胡耀邦明确提出，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讲话，要看实践，通过实践来检验分析。冯文彬在总结时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样的话。胡耀邦让吴江牵头起草一个指导文件（《光明日报》社同志说是“一个党史问题材料”，不确切）。在胡耀邦具体指导下写成的这个文件在“怎样进行研究”部分提出：第一，应当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的精神实质，来进行研究。第二，应当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在1978年4月，用十天时间，组织中央党校八百学员进行学习讨论。从我查找到的部分讨论记录看，讨论很热烈，大家在初步掌握实践标准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问题，如是否存在两个司令部，是否有一条修正主义路线，等等。这个学习讨论实际上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酝酿，也是彻底否定“文革”的开端，是一个大胆而意义重大深远的举措。讨论中，学员对真理的标准也有不同的理解。依据八百学员过论的情况，理论研究室决定撰写文章，进一步阐述真理标准问题，题目确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孙长江承担撰写任务。孙很快写出了初稿。除吴江外，已故的孟凡同志（理论研究室分管理论动态组的副主任）告诉我，他看过孙的初稿，理论动态组组长王聚武也告诉我，他也看过孙的初稿。依据当时的情况，理论研究室是肯定能够很快写出这篇文章的。正在这时，光明日报送来文稿，要求帮助“审改”。吴江布置孙长江，将两个文稿“捏在一起”，但强调题目还是用原来的。光明日报社的同志强调，只是要求修改，而理论研究室是按照原定部署撰写和发表文章，而不是偶然地为光明日报社修改一篇文稿，更不是当他们的“特约编辑”。

《谜》文说：《理论动态》在文章后面注明：“《光明日报》社供稿，本刊作了些修改”。因为，“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同志心里完全明白，所以在《理论动态》正式出刊《实》文时，经过他们的再三斟酌”，写了这个注。关于这个注，我也知道一点情况。前面说过，这个注文已经删去了人名。在送印厂前，孙长江同我商量，说这样写已经不合实际情况，因为稿子已经作了很大修改，实际上是改写了，但是为了照顾两家的关系，是不是就这样算了。我表示同意。当时没有著作权的意识（理论动态组同志撰写的文章都不署名），是从谦让出发。但绝没有想到，这种谦让会被人当作把柄来用。

《谜》文还说，《光明日报》将文稿送给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只是“请他们帮助修改”。实际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杨西光将文稿送理论研究室，一再要求在《理论动态》先刊登，一是要求帮助修改，更重要的是，是要使之成为《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杨西光通过他的老战友孟凡来办这件事，他委托孟凡向胡耀邦报告，与吴江联系。杨多次同孟凡谈这件事。孟凡生前几次同我谈过此事，还写了回忆录。他在回忆录中说，“有一次，杨西光同志找我，说要同我商量一个问题。他说，最近胡福明投来一篇稿子，是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杨西光同志说，要发，有政治风险。我们《光明日报》太小，承担不了，影响也比较小。你看，《理论动态》能不能给先发一下。我这个人的水平有限，你是知道的，你们那里有吴江，秀才比较多，还有耀邦同志把关。这事你老孟帮助疏通疏通。”孟凡不止一次对我讲，杨西光曾对他说，你们已经给《人民日报》几篇特约评论员文章了，也给一篇我们嘛！以上这些情况，当年作为光明日报理论部哲学组组长的王强华，可能不知其详。如果是由于不知情而那样讲，还是可以谅解的。

[五]

回想那场大讨论，那是峥嵘岁月。在这场大讨论中，理论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密切合作，互相配合，作出了很大贡献。那段历史是值得回忆的，更是需要珍惜的。

1979年3月，《人民日报》给《理论动态》的一篇文稿提出了修改意见。胡耀邦很赞赏，他在给理论动态组的批语中提出，“这么改，更稳妥了，希望新闻界、理论界更好地发扬这种互相商讨、互相琢磨的风气。”这是他对我们理论界和新闻界的股切期望。我们要进一步发扬这种良好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