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

二十世纪40、5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阿多诺等站在精英主义立场上开始了大众文化研究，其批判理论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他们的大众文化批判主要集中在麻痹、瓦解大众反抗意志的“文化工业”上。“文化工业”首先由阿多诺、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中提出，其含义是指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像一般商品生产那样生产文化产品，并建立起一整套凭借现代科技手段大规模复制、传播文化商品的娱乐工业体系。“文化工业”是他们对物化的大众文化的定性，意在指出这种商业性的文化因其技术化而在本性上侵蚀了艺术和美，也是对人的丰富性的“去势”而使人成为“单向度的人”。因商品生产的标准化原则成为大众文化的原则，所以，文化不再是标志着一种富有创造性的人的生命的对象化，而成为异化劳动的另一种形式的延伸，它以同样机械的节奏和标准化的情节操纵着大众的口味，以一种强制性的方式窒息了个体的生命力。致使大众对“舒适”的文化的需求与儿童对糖果或玩具的需求毫无二致，大众文化不再提供任何内在的价值，只不过用娱乐的外衣掩饰了它的本性。他们之所以用“文化工业”取代通常的“大众文化”，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大众文化有可能被误解成从大众生活中自发产生、并为大众所用的文化，从而遮蔽了以大众传媒为载体的美国流行文化的本质。而“文化工业”则一语道破资本主义文化生产的天机――商业流行文化是由文化工业批量生产的、由大众购买和消费的文化产品，其最终目的同样是对商品最大利润的诉求，而且是被商业利益集团所控制和大众“自愿”受操纵的。其实，超越单纯的文化表象就学术匠心而言，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提出大众文化理论是关联于他们对法西斯主义的研究，通过对社会经验的处理，用来解释大众的主观自然怎么会毫无反抗地就卷入到社会合理化的悖论中，以及物化现象在文化生产及消费领域中的种种表现。他们对大众文化的看法是消极的、悲观的，得出了“现代大众文化”就是“社会水泥”的著名论断，并以其大众文化理论对文化剩余价值做了毫不留情的批判。

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

始于五六十年代的英国文化研究，肇端于英国左翼批评家理查・霍加特和雷蒙・威廉斯等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和文化理论，霍加特于1957年出版了《文化的用途》，威廉斯于1958年出版了《文化与社会1780―1950》，1963年出版了《漫长的革命》，汤普森1963年出版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几本书为英国文化研究作了奠基性的工作。特别是1964年“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的成立，是英国文化研究史上的一个大事件，以至“文化研究”这个概念本身也要归功于伯明翰学派。他们不满于站在精英主义立场来研究文化，特别是他们认为的本真的大众文化，即底层的工人阶级的文化，力图从英国文学批评的利维斯主义传统中脱离出来。他们反对利维斯那种试图通过对经典文学作品的阅读和批评来达到改造人性、以使人达到“高贵化”目的的精英立场，但他们继承了利维斯从社会功利方面看待文学和其他文化现象的思路，威廉斯和伊格尔顿都严厉地批评了利维斯的自由人道主义，自以为是超阶级的，其实仍然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认为任何文化或文化分析都是受制于特定群体的特殊利益，因而是特定群体态度和立场的表现，以此开展他们的文化研究。在早期他们以《新左派评论》为阵地，发展出一种“文化主义”理论，扩大了文化的内涵，反对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的划分，取消文化产品中审美标准的首要地位。认为文化既是实践也是经验，文化研究的主题不只是文化产品也是实践和生产、分配、接受塑造一个社会文化共同体的过程。可以说，伯明翰学派是以严肃的方式对待大众文化，同时也坚持文化研究的社会批判维度，意图将大众文化放在与社会相关联的政治框架中加以分析。他们基于本土的社会、文化经验，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提出修正，强调文化主体与文化生产在当代社会中的决定性作用，并对大众传媒进行了较为深入地研究，对贬损、混淆大众文化的精英主义进行了分析，表明一切皆是大众的（精英只是幻象），所谓文化研究只是确定什么样的大众而不是区分精英与大众；并认为以传媒为载体的低级庸俗文化形式并不只是由工人阶级消费的，这些文化形式也不是由工人阶级自己创造的，以此他们对传统精英文化进行了一种持续的毫不妥协的批判。

在结构主义涌入文化研究之后，霍尔作为70年代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的负责人，重新整合了大众文化批判中的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两种研究范式，并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结合起来，开辟了文化研究的新方向，并对北美及亚洲的文化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伯明翰学派的突出贡献在于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的强调，反对经济决定论，而凸现文化及文化主体，尤其是他们以民族志的方法对工人阶级和青少年反社会的亚文化的跟踪考察、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卓越成效。他们突破了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研究的阈限，对阶级、种族、性别做了行之有效的阐释，并能以一种动态的观点看待大众文化，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仍坚持了一种批判的立场。其实，不论法兰克福学派还是伯明翰学派，他们的大众文化批判的意义都是多维的，对当下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和现代性批判都有其借鉴价值。

费斯克对大众文化的重新理解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在英语世界流行一种专注大众传媒和商品符号及文化消费的大众文化研究，这种文化研究以符号学和后现代的游戏规则为工具，以对大众日常生活的文化消费的阐释为诉求目标，通过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日常的消费文化现象进行解读，凸显大众在符号消费中积极的“创造性”、“艺术性”和“审美感觉”，以期为大众的消费行为和商品符号乃至人生和生活实际寻求意义。这种凸显大众积极主动性的文化研究，有意无意地以法兰克福学派对美国商业流行文化的批判，作为张扬他们文化研究而进行批驳的靶子。其中尤以费斯克因其在学者中的“影响”和“备受争议”而引人注目，成为这一类文化研究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作者，他不仅在英语世界，还在港台和大陆都发生着影响，特别在一些青年学者中拥有一批追随者。费斯克关于大众文化理论的著作有《理解大众文化》、《解读大众》、《电视文化》、《解读电视》及《澳洲神话》等，他的大众文化理论以凸显大众主动性与创造性“抵抗”而著称。他以其大众文化的平民主义立场和对大众文化的躬身践行等，来反驳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为代表的对“工业文化”的批判。不认为大众仅是被动受控的客体，也不再采用意识形态的分析方法，而认为在大众文化中隐藏着一种积极能动的自主性力量。进而提出重新理解大众文化，重新审视大众传媒，认为大众文化是大众颠覆和反抗资本的有力武器，是文化游击战中战术上的胜利者，因而对大众文化持肯定乐观的态度。他将大众文化视作大众“怎么做都行的艺术”，在他眼中大众文化是大众“权且利用”现有文化资源进行积极主动的创造性活动的过程。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通过“电视的两种经济”的区分等系列论述，推进和深化了霍尔开创的“新霸权主义”文化研究，发展出一套独特的文化理论，从而将大众推至前所未有的显要地位。

近年来西方文化研究日益成为一门“显学”，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在日趋背离其初衷，这已引起了某些学者的反思和自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