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理论是与人才资源开发关系最直接的理论。它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强调人的知识与技能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而国家可以通过投资和制度建设提高人力资本的质量。

古典经济学虽然也谈到人的知识和能力在生产中的作用，但在总体上一直把物质因素作为经济增长的惟一源泉，没有认识到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人的质量，而不是自然资源的丰瘠或资本存量的多寡。二战后工业化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证明了这种认识的缺陷。许多经济学家发现，资本存量和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只能说明经济增长速度的一小部分，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的质量。只有实现人力资本投入和物力资本投入的均衡，才能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如果只重视物质资本的投入，缺乏对人的能力的投资，就会造成物资资本与人力资本投入的不配套，产生经济增长的“瓶颈”。换句话说，低质量的人力资本会从根本上制约物力资本效率的实现。

这种认识改变了把人力资本投资看作纯消费的观念。围绕人力资本进行的包括教育、卫生保健、人力资源市场的建设、知识产权的保护在内的各种形式的投入都是生产性的。这些投入收效虽慢，但是一旦发生作用，其经济效果可以超过其他投资。相同的费用，用于提高劳动者的质量比起单纯地增加生产设备和劳动者的数量，更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一旦有新的提高，便可以加倍的速度增加社会财富。

人力资本理论对于人才资源的开发有两方面的突出贡献。一是它明确了人力资本投资是生产性投资，是回报率更高的投资。人力资本论者主张“全资本”概念,即资本除了包含物质资本外,还应包含人力资本。舒尔茨和贝克尔等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率进行测算,结果表明,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率大大高于对物质资本的投资收益率；二是人力资本投资是多方面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力资本的质量和人力资本的合理流动。而教育是众多投资中的核心。舒尔茨用收益率的方法计算了教育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33%,丹尼森进一步定量研究了人力资本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3%。自1994年起,世界银行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国家财富进行了初步计算,结果表明:除中东和少数资源型国家外,其他国家的人力资源在国家财富中所占的份额都在60%或以上。

尽管人力资本理论强调了对人的投资，但是并没有给予知识、思想、理念等因素应有的足够重视。而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些因素恰恰是更重要的。1980年代后期，卢卡斯、罗默等人提出的新增长理论弥补了人力资本理论这方面的不足，从而把人力资本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式中,使之内生化、具体化。卢卡斯将资本区分为有形资本和无形资本,并将劳动力划分为纯体力的原始劳动和表现劳动技能的人力资本,认为只有后者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人力资本的积累途径有二：一是通过脱离生产的正规和非正规学校教育;二是通过生产中的边干边学,工作中的实际训练和经验积累。卢卡斯认为舒尔茨的人力资本产生的是人力资本的内在效应,而边干边学产生的是人力资本的外在效应,这无疑拓宽了人力资本形成的途径。

罗默认为生产要素应包括四个方面:资本、非技术劳动、人力资本和新思想。其中人力资本是按接受教育的年限来衡量,而新思想是指特殊的知识,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知识的生产要投入人力资本和原有的知识积累,积累的知识越多,用于生产知识的人力资本的边际产出率就越高。专业化的人力资本不仅自身具有收益递增的特点,而且会使资本和劳动等要素的收益递增,形成“收益递增”的增长模型。将卢卡斯和罗默的模型推广到开放经济,可以得到内生技术进步增长理论的政策含义。一个国家要实现经济增长，关键是提高人力资本的存量，突破某个界限，走出人力资本存量低与经济增长慢循环的“低水平陷阱”。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扩大开放，推进贸易等措施来提高本国人力资本，利用知识溢出效应在短时间缩短与发达国家在知识积累上的差距。

新增长理论强调，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增长差异不仅反映了它们在技术能力或自然资本上的差异，也反映了人力资本――知识和技能资源的差别。“理念差距”与“物质差距”同样重要。1992年罗默在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年会上进一步把上述思想运用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战略的研究中,并认为:能否提供和使用更多的创意或知识品,将直接关系到一国或地区经济能否保持长期增长。例如,毛里求斯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实施了开放政策,吸引了香港的企业家把新思想和知识品运用到那里,从而带动了该国经济发展,摆脱了赤贫状况。我国台湾则通过当局的积极作用,成功地激发本地人民创造新知识品并出口创汇。因此，如果不能持续地发现新思想的话,那么确实会限制增长。

人力资本理论肯定了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提出了提高人力资本的多元渠道。而新增长理论则深化了这个观念，突出了观念和思想创新的重要性，并且拓展了对知识和技能获得手段的认识，把实践和“干中学”也视为重要的手段，从而扩大了人才的标准，不仅要重视正规教育还要重视实践培训。美国的教育和培训体系就体现了这点。克林顿政府期间，除了继续执行前任政府制订的“2000年目标计划”之外又制订了“终身学习计划”、“由学校向工作过渡计划”、半工半读的“国民服务计划”、帮助青年上大学的“贷款改革计划”以及对失业工人的“再培训计划”等,并为这些计划拨款以保证其实现。美国每年用于知识的生产及其传播的开支约占其GDP的20%,其中教育开支占GDP的10%,培训和在职教育开支占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