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开县川东北气矿井喷事故虽然已经过去，但留给人们的教训却是沉痛的。如果说，这一事故给安全监管当局的最大触动是“必须尽快建立起国家级的特大安全生产事故预警机制和应急救援体系”（国家安监局新闻发言人黄毅语）的话，那么，它带给我们的一个思索则是：安全事故的频发与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否有一种内在的联系？

回顾2003年，从年初的黑龙江特大瓦斯爆炸到年中的山西运城矿难，再到江西丰城矿难，一直到这回的井喷事故，矿难频频发生，还有烟花爆炸事故等。就在笔者写作此文时，惊闻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安全环保彩光声响有限责任公司12月30日发生烟花爆竹爆炸事故，死亡35人。

若再把眼光放远点，近年来，我国似乎是进入了一个事故高发期。统计显示，2001年我国共发生各类事故1000629起，死亡130491人，比2000年分别上升20%和10%以上。2002年工伤事故死亡人数又高于2001年，仅矿山安全事故就达2000多起，造成近4000人死亡。2003年看来又将创出一个事故和死亡人数的“双新高”。从近年的平均统计数据看，我国每天各类事故造成300人丧生，每年的经济损失相当于两个三峡工程。

为什么在我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安全事故却频繁发生？这是一种必然趋势还只是一种偶然情况？

安全专家认为，工伤事故状况与一个国家工业发展的基础水平、速度和规模等因素密切相关，是一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政府管理能力的反映。我们看到，农业经济时代是没有这么高频率的安全事故的，事故与伤亡是工业化进程带来的产物，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自然的惩罚”。

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证明了这一点。比如，日本的六十年代，在工业就业人口仅仅5000万左右的情况下，每年因工伤事故死亡6000多人，直到70年代后才逐渐好转，现在每年工伤死亡仅1800多人。美国的煤炭生产在二战前，每年事故死亡人数2000人以上，也是七十年代开始好转，现在每年产商品煤十亿吨左右，每年工伤事故死亡30人左右。英、德、法等一些发达国家的情况也基本类似，而且像韩国、巴西、印度等国曾经或正在经历这段历史进程。

由此看来，中国似乎也很难越过这个发展阶段。

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证明，在工业化过程中，健全的法治是从根本上解决安全生产问题的必由之路，而最直接和有效的战略，是对企业实施强制性的执法监督

事实上，分析50多年来我国工伤事故死亡人数与同期国民经济增长率等有关数据，会发现，两者有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即当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显著加快时，工伤事故死亡人数指数也明显上升；而经济增长幅度下降，死亡人数指数也跟着降低。目前，我国人均GDP刚达到1000美元左右，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发展较快，据此推算，近期我国工伤死亡人数很难出现明显下降。

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对居高不下的事故和死亡率束手无策。在这方面，美国的经验可供我们参考。美国煤矿业也经历了一个从事故多发到加强立法和管理、最终进入安全生产时期的过程。如上所述，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美国每年有数千人死于煤矿事故。1907年，发生在主要产煤州西弗吉尼亚的一起煤矿爆炸事故，死亡362人，创美国历史之最。这次煤矿事故促使美国国会和政府采取坚决措施加强安全管理。1910年美国设立了矿业局，其基本任务是制定安全标准、监督生产、加强检查、调查处理事故和进行安全生产方面的研究。围绕煤矿生产美国先后制定了10多部法律，安全标准越来越高。其中最重要的是1977年制定的联邦矿业安全和健康法，对所有矿业生产进行了全面和严格的规定。这一法律的出台标志美国煤矿业生产走上事故低发的新阶段。与此同时，美国煤矿安全部门执法非常严格，如果在检查中发现违法行为，雇主将受到惩罚。若发生一起死亡事故或发现故意违法行为，可罚款7万美元；若发现几起类似的故意违法行为，最高罚款额可达7百万美元，直至追究刑事责任。正由于采取了这些严厉措施，美国煤矿的事故率才得以大大减少。

美国等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证明，在工业化过程中，健全的法治是从根本上解决安全生产问题的必由之路，而最直接和有效的战略，是对企业实施强制性的执法监督，尤其是对风险程度高、事故隐患突出的工作场所进行严格检查，严肃处理。强制执法对提高企业安全水平，预防事故发生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正面临着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在这种形势下，我们不可能以压缩经济总量，放慢增长速度，减少第二产业比重来解决安全生产问题，也很难要求国家和企业在安全生产方面增加超出承受力的投入。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要迅速扭转安全生产形势严峻的不利局面，尤其要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频发，事故死亡人数上升的势头。所以，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管理安全生产和安全事故，就显得特别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