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性——一个与族群相生相随的话题

族性是一个比较新的词汇。它最早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接着70年代在欧洲流行起来。

1953年版的《牛津英文字典》首次记录了这一词汇。它的意义相当不确定，可指“某个族群的本质”，或者“属于某个族类共同体或集团的特性”。换言之，“如果你们是某个族群的成员，那么相对于其他族群成员而言所共有的”（品性）即为所谓“族性”。在民族学、人类学研究领域中，当人们需要辨识“我－他”间的差异时，它可以用来表述不同的民族类别和两个人们共同体间的相互关系。

英文名词“族性”是比较古老、通俗的形容词“族裔的、民族的（种族的）”派生物。这个英文形容词的出现可追溯至中世纪。它源于希腊文“族裔”，当时基督教会将之作为“异教徒”的同义语，指既不皈依基督教，也不信奉犹太教的“异端分子”。“族裔”一词在古希腊文中的使用范围较为广泛。比如在《荷马史诗》中，它与“朋友”、“部落”、“蜜蜂”或者“飞鸟”这类词汇相连，具有“量词”的意义，也有表明所陈述对象“族类归属”的作用。古希腊诗人、学者在指称波斯人、提到某个种族的男性或女性、表述旧时传令官员的种姓时，都曾使用了这一词汇。不难看到，古希腊人对“族裔”的诸种用法包含着一个共同理念，即含指具有共同文化或生物特征的人群或动物群体。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用法中所涉及到的“人”是“另外一些人”，他们是“像动物一样的”、“非我族类”的人。在古希腊人眼中，“边缘人”（非希腊人）、“国外的野蛮人”是具有“族性”的“另类”，他们自己是“非族类性的”“文明人”。

族性一词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进入欧洲社会。当时欧洲（特别是西欧）国家领导人正在为移民问题伤脑筋。因为西欧国家在战后从土耳其、北非等地招募了很多外籍工人，这部分人大多愿意在欧洲定居而不希望重返故土，由此给政府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核心是如何对大批移民实现整和。于是，研究美国在处理移民问题方面的经验，为本国政府提供可借鉴意见，成为欧洲社会科学家们的工作重点。

“族性”一词在这个过程中被从美国的有关文献中直接搬用到欧洲的出版物上。

这个概念的关键特征是对某一种群体或者人们类别作或隐或显的对比。在使用族性这一概念时，总会牵涉到“我们-他们”这对“标准”，以表述不同的民族类别和两个人们共同体间的相互关系。人们研究族性的目的是为了弄清可以标示和对比某一群体存在的基础及其发展变化。

族性具有动态性和多层次性。它有时可以被理解为民族性，有时应该从“群体认同”、“我群意识”、“群体意识同一性”等方面来理解其内涵。举一个例子可能会有助于我们对问题的理解。以我国宁夏回族为例，他们在外国人面前认同于中国人，在不信仰伊斯兰教的人面前认同于穆斯林，在维吾尔等其他中国少数民族穆斯林面前认同于回族，在青海回族人面前认同于宁夏的回族人。我们从中可以体会到“族性”具有的“动感”和“层次感”。实际上，人们已经从不同角度使用这一概念，

比如历史、文化群体（部落、民族、移民、难民、外籍工人等）方面， 国家意识形态基础方面，文明、文化同质性方面等等。

一般说来，族群成员个体言行所体现的“族性”，难以脱离本族的共性及其演进轨迹而存在。抛开组成族群的个体谈“族性”是没有意义的。今天，世界许多地方都生活着那些散居在国外的族群，比如亚美尼亚人、希腊人、犹太人和海外华人，他们的命运可以清楚地为这一观点提供实证。屡见不鲜的是，海外游子们往往会脱离其所属的族群，被其居住地的主流社会所同化。

族裔认同——一个逐步升级的话题

“族裔认同”是指族群内部成员个体对集团共性的识别，是归属于某独特文化集团的个人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内容包括从祖辈处传承下来的对祖先及其出生地的认知，对自己所属族群或文化怀有的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为保护和发展本族利益对外来的敌对分子和入侵者所持有的斗争意识，等等。

随着人类族际交往的日益频繁，人们的视野在不断扩大，跨文化现象与日俱增，族裔认同的层次和范围在逐步升级和扩大。从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到民族、国家、区域联盟，人们的族裔认同类别越来越丰富和多重化。在经济全球化、科技信息化的当今世界，族裔认同的升级、认同范围的扩大、认同类别的多样化和多重化必将得到更加有力的推动，这也再一次清楚地表明人类正在走向成熟。欧盟东扩的步伐使我们深刻地体会到，曾经率先创建民族国家的西欧诸民族，现在正首当其冲地冲破“民族”堡垒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制约，通过让渡民族国家主权建立超国家的区域性联盟。

在人类社会成员对族裔认同的不断升级中，人们的民族观念、民族意识也必将经历一个从萌芽、强化、在部分群体中发展到极端，到人为地弱化、理性地弱化，直至演生出更合人性的新的观念，人类共同利益和高度的人类文明得到全体人类的认同。这是一个“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的演进过程，反映了人类民族过程的自身发展规律、社会进程发展规律及其两者间的互动关系。

关注人类民族过程的概念、术语以及相关理论，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理解不同类型的国家在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政策、实践上的得失，珍视我国目前各民族和睦共处安居乐业的大好局面，为世界和平与进步做出我们的贡献。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