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小康不仅追求生态文明，更强调发展均衡的生态文明，而实现这个均衡，生态转移支付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八十年代，人民群众刚听说小康，只知道发展生产有水快流，因此产生的消费者支付意愿很清晰，结果就是私有环境的优化和公有环境的恶化，这从上海刚刚发达时的市民生活中可见一斑：家里小洋楼，家外鬼见愁。后来才有富裕且清醒的市长开始达则兼济天下：上海的公共环境日新月异，甚至在浦东陆家嘴中心区弄了“天价”绿地。但是，站在全国的角度，这样的公共绿地还只是上海自己的家。由上海溯流而上，看看西部，贫困的农民和穷山恶水的土地，他们中还有几千万没吃饱肚子，这种情况下以环境为代价的破坏性生产怎么遏制？养不好人的土地就是生命的灾区，还谈什么保护？所以贫困地区的干部深陷两难境地：要民意，就绕不开消费者支付意愿发展的历史阶段，就不得不先污染，后治理，尽管破坏的后果有时甚至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但脚痛比肚子饿得痛还是要好得多，为吃饱肚子有时甚至就得对无价的环境不计代价和不择手段了；而要环境呢，从局部经济的眼前发展来看，有时就是大逆不道。

其实，许多人是明白这样一个道理的：从全局从长期来看，环境利益就是经济利益。但远水解不了近渴，在西部吃饱吃好这样的初级发展阶段，看来是需要经济上的“东水西调”，即让已经发达的东部帮西部一把。不过，虽然人民群众的确有环保文化的需要，且东部发达地区已经逐渐培养出了市民阶层的环保文化，但广泛的大环境治理的文化似乎还欠火候，因此所谓生态转移支付――花自己的钱净别人的家仍然难得人心，毕竟人的恻隐之心是建立在施舍富余的基础上的。目前，东部普遍认为不仅西部是环境治理后受益程度更直接更大的一方，而且他们破坏的环境为什么要我们掏钱来治理，环保责任的原则不是谁污染谁治理和多受益多付费吗？仔细想想，先不说我国西高东低的地势决定了人口和财富都将密集在东部，就这几十年国家从西部掠夺性的资源开采中让东部占到的便宜也没把账算清楚。所以，东部富裕了，富而思源，为国家多做点贡献，也还点债，天经地义。否则，不甘示弱的西部各省领导非要在物流成本高、产业配套差、人口素质低的西部要求和东部一样的经济发展速度，除了榨取环境，很难有别的招，可这环境是全国人民的环境啊！

绕舌半天，只是想明确一个概念：东部人的钱不仅是东部的，西部人的环境也不仅是西部的。西部工业化中不断加重的污染已与水土流失等生态破坏和农业污染结合起来，那些地球生物多样性的仅存硕果面临在这样的“经济建设”中消失的危险，甚至可能使西部丧失“后治理”的价值。横向比一比，东部那些青山绿水生态价值显然要低，纵向来看，对后人的遗传价值也要逊色，西部的千山万壑才是生态上的沃土，才是环境传家宝。在明知西部要大开发就会先污染后治理和也许这点祖传的家当经不起先污染的折腾后，东部其实是可以拉西部一把的。从这个角度讲，西部大开发中东部及时伸出援助之手，就算得上是国家生态安全上的守土有责了。

所以，不妨让发达地区先富起来的人们接受这样一些观念：对长江黄河源头以及卧龙保护区等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原住民，担当国家生态安全的环防军（环境防卫军）。不过，人既有一双手，还有一张嘴，如果人口密度超限，人浮于事，环防军也要靠山吃山。因此，在那些地方应该按树挪死人挪活的原则减人增绿。如果人不好挪，就应该用多种形式给他们补贴，总之，得让西部重点生态功能区的人民也能分享小康生活。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追求的是物质、政治、精神和生态文明的共同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将缩小地区、城乡、各阶层的差距。因此，很明显，全面小康不仅追求生态文明，更强调发展均衡的生态文明，而实现这个均衡，生态转移支付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只有这样才能顾大局实现国家规模上的小康。

事实上，不仅在国内存在生态转移支付的大势，推而广之在世界上也是成立的。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三个国家：马来西亚、巴西和中国都是发展中国家，可以说，这三个国家是在替全人类维护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也可以说，在全球环境分工中，这些发展中国家难得地占据了优势地位，处于较高的生态位势。发达国家通过经济账来还生态账不仅是在还欠账，更是在替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他们在经济分工上的优势买单，所以，将生态转移支付的手伸出去，也应该是人民群众理解的天经地义之事。目前，在主要由发达国家出资的全球环境基金（GEF）资助的项目中，中国占据了大头，这可以看作是发达国家带的好头吧。既然不能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就得靠各种形式的生态转移支付开辟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