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文化力量是维系民族血脉、支撑民族前行最深沉、最持久的动力。人类文明史昭示，凡能在时代变局中牢牢把握历史主动的民族，无不依托于深厚稳固的文化根基；反之，若在精神层面丧失自我主张，即便获得一时物质繁盛，终究难以行稳致远。文化自信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标识性概念。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将“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列为坚定文化自信的首要任务，并进一步指出：“要把文化自信融入全民族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中，养成昂扬向上的风貌和理性平和的心态。”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把握文化自信打开了关键视角，文化自信要在全民族整体精神状态的塑造中体现出来。

昂扬向上的风貌是文化自信的外显气象

《毛诗序》言，“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指出了“风”能够普遍感召人心、潜移默化地移易风俗；“貌”则是精神呈现于外的样子。合而观之，风貌是一个民族整体而持续的精神气象。它一经形成，便不只是被观察的对象，而会产生感染与塑造他人的力量。马克思在论述人与环境的关系时指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环境的改变与人的自我改变具有同一性，因此，一种观念要想持久地影响人，成为现实的力量，就不能滞留于概念层面，而必须进入人们的感觉、习惯与常识中，进而成为一种环境性的存在。文化自信的养成，正是观念客观化为社会精神环境的过程。

精神力量还具有转化为物质力量的属性。毛泽东曾以“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概括认识与实践的循环，其中包含的判断是，一种精神状态一旦在全社会形成，就会反过来改变实践的规模和方向。旧中国的积贫积弱与民族精神的萎顿互为因果，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则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彼此支撑。文化自信之所以被反复强调，正在于它既是发展的结果，也是发展的条件。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与其国运高度关联。汉唐开放进取的社会风貌，不是单纯教化宣传的产物，而是经济实力、制度活力与文化创造共同作用的结果。近代民族危机的到来，最先受挫的恰恰是文化上的自我确认。从“中体西用”到“全盘西化”，近代中国的文化探索长期在中西之间的紧张中徘徊，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始终未能建立起对自身文化的稳定态度。

这种气象在今天有其现实基础。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一系列重大科技工程的突破，都在改变中国人看待自身文化的方式。判断一个民族是否自信，关键在于它能否用自己的尺度衡量自己的文化。近代以来中国在文化上的被动，集中表现在价值标准、学术范式、审美趣味等方面以他者为参照。要想扭转这种被动，关键在于把尺度收回自己手中，而能否收回，取决于自身实践的成果是否足以支撑这一尺度。

昂扬向上有其边界，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声势上的高扬。躺在功劳簿上，把既往成就当作骄傲的资本，便会滋生一种骄；把自信当成排他性，则会陷入一种躁。骄与躁，恰恰是自信的对立面。真正的昂扬，其根基来自已经形成的文化积累，来自可以持续的生产与创造。因此，要保持这种昂扬向上的风貌，就必须广泛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绝不能走向封闭僵化。同时应当看到，风貌的养成有其具体条件。文艺作品的浸润、历史记忆的传承、公共生活中的反复确认，缺一不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要求文艺工作者“保持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的高度信心”，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断前行的精神力量。但是，少数人的气象构不成民族的风貌，唯有落进普通人的日常，风貌才真正成形。

理性平和的心态是文化自信的内在定势

昂扬向上的风貌回答的是民族如何面对自身的历史与未来，理性平和的心态回答的则是民族如何面对他者与世界。回望近代，国人的文化心态长期在两个极端之间震荡。民族危亡之际，救亡的急迫压倒文化的审慎，一部分人将国家积弱全部归咎于本土文化，由此产生文化自卑，一切以域外标准为圭臬；而当民族实力回升，又容易滋生另一种简单化情绪，以过往文明辉煌遮蔽现实问题，走向文化虚骄。自卑与虚骄看似两极，病根却同源，都未形成理性平和的心理定势，一遇外部冲击便发生心态摇摆。历史表明，仅有物质层面的崛起，无法自动带来成熟的文化心态，还需要自觉自主的文化建设加以塑造。理性平和因此不是临时的心理反应，而是经过历史淬炼与实践沉淀下来的稳定心理结构，是近代以来文化曲折探索倒逼出的历史教训。

理性在于两种尺度的自觉区分，即看待自身文化坚持主体性尺度、看待外来文化坚持事实性尺度。毛泽东指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同时强调“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坚持主体性尺度，是立足中国历史实践评判中华文明的价值，承认其历史合理性与当代价值，拒绝用外来范式裁剪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坚持事实性尺度，是面对域外文明放弃非黑即白的评判，既不神化他者，也不刻意丑化，实事求是辨析其优长与局限。习近平总书记讲“文明是多彩的、平等的、包容的”，又以“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说明文明共处的道理。把文明看作一条单线，无论是以己度人还是以人度己，都会使文化心态失衡。尺度一旦确立，文化就不存在优劣高下的排序，而是各有所长、各有其源的相互观照。

平和是在理性尺度之上形成的现实心理状态，不随赞誉而膨胀，不因非议而慌乱，不因差异而敌视。平和的实质在于从容，是静水深流，是对自身文化的清醒把握。习近平总书记讲“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讲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讲“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打破文化交往的壁垒，以兼收并蓄的态度汲取其他文明的养分”，所指向的正是这样一种从容。历史上，中华文化对待外来文化的常态就是有吸收、有消化、有创造，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中产生过“会通以求超胜”的主张，不是被动接受，而是以我为主的选择。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绵延不绝，与这种能够消化外来而不失自我的能力直接相关。立足新时代，更要把理性平和摆在突出位置。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文化领域的交流交融交锋日趋频繁。此形势下，一个民族的精神状态是否稳健，直接影响其战略定力。

持续推动文化自信融入全民族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

昂扬向上的风貌是向外展现的集体气象，理性平和的心态是向内沉淀的心理定势，二者的深层根基则是经由文化自信浸润淬炼形成的全民族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

精神气质是一个民族在漫长历史实践与文明赓续中沉淀而成的群体性精神禀赋，构成民族集体人格的内在底色；文化品格是这种精神禀赋投射到文化认知与文化选择之上形成的价值取向与品性特质。二者共同构成民族精神世界的本体基底，深嵌于历史传统、集体记忆与社会生活方式之中，既非短期宣传所能催生，也不因一时风浪而轻易动摇。文化自信融入全民族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讲的是深度；养成昂扬向上的风貌和理性平和的心态，讲的是过程。融入与养成本是一体两面，指的是观念向民族精神本体的深度浸润，并由此生成稳定的风貌与心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文化主体性一经确立，向外便表现为不依附外来评判标准的昂扬向上风貌，向内便表现为不盲从、不偏激的理性平和心态，由此实现内在精神本体、外在精神样态的逻辑统一。这正呼应着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这一首要任务。倘若精神气质和文化品格没有确立自身的主体性，所谓精神独立就只能是空洞的话语。

我们应当清晰地看到，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的塑造，归根到底是精神生产与社会实践长期互动的结果。它受物质条件的制约，又反过来为物质实践提供方向与动力。物质实践成就能够为文化自信的挺立提供重要基础，但却不会自动完成精神本体的更新，这正是物质条件大幅改善的今天仍需持续推进文化传承发展和强调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深层缘由。《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发挥文化养心志、育情操的作用，涵养全民族昂扬奋发的精神气质”。为此，要以国民教育、文艺创作、文化传播、公共文化建设等为重要抓手，持续推动文化自信融入全民族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使其成为中华民族面对自身文化和异质性文化的风貌与心态。这既是文化自信的完成形态，也是把握其生成逻辑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