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50年6月，毛泽东针对学生健康问题就作出了“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重要指示，这一指示明确了新中国党的教育方针中心理与生理关系的价值排序。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开齐开足体育课，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从“健康第一”到“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表述的深化折射出党对教育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入，同时也体现在一系列教育政策之中。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关于青少年健康的政策表述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进：第一阶段为1950年至1999年，学生健康主要被纳入学校卫生工作范畴，政策重心放在传染病防控、食堂卫生、课桌椅标准等硬件与生理层面。健康被视为“非教学事务”，由校医室或总务部门负责，与教育教学主线关联较弱。第二阶段为2000年至2017年，是以体育为切入点的健康促进阶段。2007年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是这一阶段的标志性文件，政策开始将体育作为改善学生体质的主要抓手，明确提出“每天锻炼一小时”。但这一时期健康仍主要被理解为“体质健康”，心理健康教育虽被提及，却在基层实践中常被边缘化。第三阶段为2018年至今，是以理念为统领的系统性重构阶段。全国教育大会后，健康不再只是体育或卫生部门的专项工作，而是被提升为统领教育全过程的核心价值。《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等一系列文件，将体质健康、心理健康、视力健康、营养健康等纳入统一框架，标志着“大健康”教育观的正式确立。

从学校卫生工作到核心教育理念，这一话语转换至少包含三重政策意涵。其一，健康从后勤保障上升为育人目标。健康不再只是让学生“不生病、能上学”，而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的题中应有之义。身心一元论取代了身心二元论，健康成为教育的本体性价值而非工具性条件。其二，健康从部门责任扩展为全员责任。过去，健康教育由体育教师、校医、心理教师承担；现在，所有学科教师、班主任、行政管理人员都被纳入健康教育网络。这意味着学校组织结构的调整——健康教育不再是附加模块，而是嵌入所有教育活动的底层逻辑。其三，健康从学校事务升级为社会治理议题。家庭、社区、医疗卫生机构、媒体、网络等多元主体被纳入协同体系，教育治理已从学校单兵突进转向全社会协同推进。

尽管政策演进方向明确，但在基层实践中，“健康第一”仍面临四重结构性困境。一是评价制度的路径依赖。当前教育评价体系的核心矛盾在于，政策话语中的“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与操作层面的“一育独大”之间存在巨大落差。中高考仍以分数为核心录取依据，地方政府教育政绩考核中，升学率仍保有隐性权重。在这种评价导向下，学校和教师面临“说一套做一套”的制度性压力：政策要求重视健康，但绩效考评奖励的核心是分数，这种张力在毕业年级尤为突出。一些地方的调研发现，初三、高三的体育课被挤占比例远高于其他年级，课间活动被压缩为“上厕所+接水”的极简模式。学校并非不知健康的重要性，而是在现有评价框架下，健康教育的收益是长期、隐性、难以量化的，而学业训练的收益是短期、显性、直接关联升学结果的。二是空间资源的供给不足。以城区学校为例，22亩土地容纳近3000名学生的现象并不罕见。在物理空间极度紧张的情况下，课间15分钟让学生全部涌入操场既不现实也不安全，于是“走廊圈养”成了不少学校无奈之下的次优选择。空间不足的背后，是城市规划与教育用地供给的结构性矛盾：新建学校往往选址在土地成本较低的城市边缘地带，生均占地面积达标，但服务半径过大；老城区学校地处核心地段，服务半径合理，但基本没有改扩建空间。这一矛盾短期内很难从根本上解决。三是安全责任的无限泛化。校园安全责任的法律边界模糊，学生在校期间发生意外伤害，学校往往要同时面对家长索赔、舆情压力、行政追责等多重后果。学校管理者更倾向于采取最保守的策略——压缩学生自由活动的时间与空间，将风险降到最低。四是家庭预期的功利惯性。“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育儿焦虑，叠加校外培训治理后的“回流效应”，让不少家庭对学校的健康教育举措抱着矛盾态度：一方面希望孩子身心健康，另一方面又担心“别人家孩子在补课，我家孩子在跳绳”。这种集体行动困境，导致家庭层面的健康支持严重不足——睡眠不足、屏幕时间过长、营养不均衡等问题，根源往往在家庭而非学校。

尽管面临上述结构性困境，近年来已有部分地方和学校通过制度创新与资源整合，探索出了具备推广价值的实践经验。但从政策层面来看，落实“健康第一”理念不能寄希望于个别校长的情怀或个别学校的探索，它需要一套完整的制度安排：评价制度指明方向，课程制度提供载体，空间制度夯实基础，安全制度做好保障，协同制度提供支撑。只有这些制度形成合力，“健康第一”才能从政策文本走入校园日常，从教育理念变为教育现实。

一是将学生健康指标纳入地方政府履职评价体系，实行“硬挂钩”。国家层面应明确将学生体质健康优良率、近视率、心理健康筛查异常率等核心指标，纳入地方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年度监测—通报约谈—限期整改”的闭环机制。通过“指挥棒”的刚性约束，推动地方政府从被动应付转向主动作为。

二是深化体育与健康教育课程改革，推动“学科渗透+数据驱动”。教育行政部门应加快制定健康教育学科渗透指南，明确各学科在健康教育中的功能定位与教学内容。同时，建立全国统一的学生健康数据平台，实现体质监测、视力筛查、心理测评数据的自动归集与动态分析。要求学校每学期基于健康数据形成教学改进报告，将健康数据转化为调整教学的循证依据，避免“测而不用、用而不改”的问题。

三是完善校园安全责任的法律界定，为课间自由活动松绑。加快修订《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明确校方在学生意外伤害中的责任边界，区分“管理失职”与正常活动意外。同时，推广校园意外伤害商业保险全覆盖，建立“保险先行赔付+责任事后认定”的快速处置机制。通过法律与制度的双重保障，让学校管理者敢于“放开手”，让学生重新拥有可以自由奔跑的课间。

四是加大健康教育资源投入，重点补齐硬软件短板。硬件方面，建议在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程中，单列体育场地设施、心理辅导室、校医室的改造资金。软件方面，重点解决心理教师编制不足、体育教师结构性短缺问题：按照1:500的师生比尽快配齐专职心理教师，将体育教师工作量核算标准与学科教师拉齐，消除同工不同酬的制度性差异。

五是构建校家社协同的健康支持网络。建议教育、卫健、体育、民政等部门联合出台校家社协同促进学生健康指导意见，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分工与协同机制，具体包括：社区公共体育设施向学校免费开放；医疗卫生机构与学校建立一对一健康服务关系；媒体平台减少“虎妈”“鸡娃”类叙事，增加科学育儿与健康教育内容的传播权重。通过多元主体同向发力，构建覆盖校内校外、线上线下、课内课外的全时空健康支持网络。

六是培育“健康第一”的学校文化，推动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制度之外，学校文化的力量不可忽视。将“健康第一”纳入中小学校长任职资格培训的核心模块，提升校长对健康教育的领导力。同时，鼓励学校通过健康班级、健康达人、运动嘉年华等载体，营造“运动光荣、健康可贵”的校园文化氛围，让“健康第一”的理念从墙上标语转化为师生共识，从外部要求转变为内在自觉。

健康是“1”，其他都是后面的“0”。把“健康第一”作为教育的核心理念，不是降低对学业的要求，而是回归教育的本质——培养完整的人。当我们的孩子既有强健的体魄、阳光的心态，又有扎实的学识、创新的思维，教育才算真正完成了它的使命。

（作者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